竺可桢先生是中国现代气象学、地理学科学史事业的奠基人。在历史的长河中，他留下了对中国气象事业发展的巨大贡献。本期内容以竺可桢为原点展开，通过先生曾经的讲稿、书信等打开历史节点，带您走进那些依然鲜活的时代场景、事业历程，去触碰那些依然可感的人物情状和社会风物，重新领会老一代气象工作者的精神情怀与工作智慧。

　　百年大党激荡新气象、展现新作为。再读历史沉淀下来的文字，能感受到一代气象科学家的初心与使命、担当与作为；激励我们始终站在时代潮头，汲取和传承科学家精神，书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气象篇章。

　　1935年，竺可桢在中国科学社第二十次年会演讲节选

　　利害与是非

　　培养科学的空气是什么？就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是什么？科学精神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这就是说，只求真理，不管个人的利害，有了这种科学的精神，然后才能够有科学的存在。

　　我们试看西洋科学发达的历史就可知科学精神的重要。西洋科学的发达，不过是近三百年来的事。十六世纪的时候，还是教皇神权的时代，那时一般人相信地球在宇宙之中，太阳绕地而行，但是后来天文学日渐发达，波兰的哥白尼（Copernicus）、丹麦的第谷·布拉赫（TychoBrahe）从实地观察，断定地球并非在宇宙之中，且系绕太阳而行。这种论调，在中世纪的教育看起来，是大逆不道的，因此意大利的布鲁诺（Bruno）就焚死于十字架上，著名科学家伽利略（Galileo）因之下狱。但当时研究天文的学者，并不因教会的淫威而畏缩。第谷·布拉赫（TychoBrahe）的子弟开普勒（Kepler）费了二十年的功夫，将他老师毕生所观测的太阳系与各行星、月亮位置的观察尽心研究。结果是将地球太阳的疑问解答了。开普勒（Kepler）的一生，本来很有机会致富的，但是他一生潦倒，一直穷到死，死在偏僻的地方，而他发现的各行星运动三条重要定律，还没有人赏鉴。可是他生前坚决地说，我可以等一百年二百年，将来一定有人赏鉴的。后来不到数十年，英国牛顿就从他的三条行星运动的规则发明了万有引力，造成近代科学的基础。吾们饮水思源，不能不归功于上述几人。像他们这样杀身成仁，安贫乐道，正是孟子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一样。这种就是科学的精神。到了十九世纪，欧洲思想界，又起了一重变化，那时许多科学家如莱尔（Lyell）、拉马克（Larmack）、达尔文（Darwin）等所受到的威吓利诱，不亚于十七世纪。但是各科学家，能不断地努力，求取真理，才有今欧美灿烂的科学。所以要发达科学原要先看有无培养科学的空气，科学空气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来源：《民主与科学》）

　　后记

　　竺可桢是一代科学宗师，同时也是一位科学精神的弘扬者，在多次的演讲中阐述了对于科学精神的深刻理解。

　　1935年，竺可桢在南宁主持召开中国科学社第二十次年会，并作了一次《利害与是非》的演讲。他指出，要想让先进的科学技术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首先应该培养一种“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

　　　　求是精神。竺可桢题

　　追求真理、实事求是，是科学精神的真谛；追求功利、权衡利弊，是科学精神的死敌。凡事先计名利而后动，谈何科学、谈何真理！

　　在这篇演讲发表之后那一年，46岁的竺可桢被任命为浙江大学校长，这为他在青年一代中塑造科学精神提供了机遇和舞台。他将“求是”制定为校训，“这是我们所悬鹄的，应视为我们的共同目标”。而所谓“求是”，不仅限于埋头读书或是在实验室做实验，“求是的路径，《中庸》说得最好，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单是博学审问还不够，必须深思熟虑，自出心裁，独著只眼，来研辨是非得失。既能把是非得失了然于心，然后尽吾力以行之，诸葛武侯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败利钝，非所逆睹”。

　　1941年，在《科学之精神与方法》中，竺可桢更明确地强调，“提倡科学，不但要知道科学的方法，而尤贵乎认清现代科学的目标。现代科学的目标就是探求真理。科学的方法可以改变，而科学的目标却永远不能改变，这就是科学的精神。”具体来说又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不盲从，不附和，一以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遇，则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第二，“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第三，“专心一致，实事求是，不作无病之呻吟，严谨整饬，毫不苟且”。这三种态度，是科学史上作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们所共有的。（王玫珏）

　　竺先生做事，一贯以有利于国家、服务于社会为第一原则。凡是国家需要的事，他必然勇往直前。我们可以从竺老对中国气象事业发展的重大贡献，看到竺老做事的精神。——叶笃正

　　竺可桢致李约瑟函稿（1958年4月）节选

　　亲爱的李约瑟博士：

　　由于1957年末离开北京约有两月之久及回京后又患病的缘故，所以对于你去年十月及今年元月的来信，迟迟未复。现已病愈，准备欢迎你今年五月来华访问。

　　你会感到饶有兴味的，即中国科学院在广州和汉口都设立了研究所。在广州有植物研究所，在汉口有水生生物研究所、微生物实验室等。上述研究机构的大多数高级研究员，我想你是熟悉的。你应该从河内乘火车来，那么你可以顺便访问上述各研究机构。

　　竺可桢日记1944年10月24日节选

　　10月24日 星期二 洒晨雨，日中阴。

　　晨六点起。上午九点请李约瑟在学生膳厅演讲“科学与民主”，到教职员、学生约四百人。余首述中英科学合作馆Sino-British Science Cor.poration Office之目的在于 ；(一)供给专题资料，(二)供给专题意见，(三)供给专题用药品及仪器，(四)供给科学文献，(五)介绍外国人之科学论文登载于中国，(六)介绍中国科学论文至外国，(七)中西科学家通讯，(八)在国外发表中国科学现状，(九)对于建设新工业及购置设备供给中国政府意见，(十)交换学生。介绍毕，李约瑟演讲。首述科学与战争之关系，次及纳粹之失败由于民主国国防科学之迎头赶上，足以证明科学决不为暴虐专制者所利用。次述及科学之兴起在近代，与文艺复兴、宗教革命及商业之兴盛有关。末谓俄国社会主义之成功，己予人以先导。

　　1930年8月12日，竺可桢在中国科学社第十五次年会上的致辞节选

　　希望科学也能说中国话

　　近年来各大都会电气实业的发达和工厂的增加，不能不归功于灌输科学智识的能效。但科学是国际的，不是欧美所专有的。十九世纪初叶的时候，德国的垓爱德说道：“若要科学能在德国发达，科学必须说德国话。”到如今德国语差不多变成了科学界公认的通用语了。所以我们要发达科学，单靠翻译，专从灌输科学智识着手是不够的。中国若要在科学上有所建白，必须从研究入手，这就是创设科学社的第二个目标。近几年来，研究机关如中央研究院、地质调查所、北平研究院和各大学、各工厂所设研究机关，一天多似一天，这是一个极好的现象，不久希望科学也能说中国话了。

　　后记

　　1943年3月30日，山城重庆正是莺飞草长的时节。

　　“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在嘉陵宾馆举行晚宴，招待英国文化协会代表团李约瑟和道特斯(汉名为陶育礼)一行。他们前来中国考察与研究中国文化及科学技术史。朱家骅特请竺可桢、蒋梦麟和梅月涵作陪。竺可桢在日记里以一句简短的话记录了同李约瑟的会面，这也是有记录的两人第一次会面。

　　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关键阶段，中国依然处于战火之中。竺可桢的日记对当时情况也多有记录。在严酷的战争中，竺可桢曾组织浙江大学师生经过多次辗转来到后方。

　　而几年之前，对中华文明燃起强烈兴趣的 剑 桥 生 物 化 学 教 授 约 瑟 夫·尼 达 姆（Joseph Needhan）为自己取了中文名字“李约瑟”，并设想撰写“一本过去西洋文献中旷古未见的关于中国文化中的科学、技术、医药的历史专书”。

　　此后，应竺可桢之邀，李约瑟曾两次到遵义访问浙大。1944年4月10日首访时，他为师生作《战时及平时之国际科学合作》报告；10月24日再访时，又作《中国科学史与西方之比较观察》《中国之科学与文化》等报告，并参加中国科学社成立30周年纪念活动。

　　李约瑟提出的问题，实际上在近代中国曾掀起几次大讨论。近代中国科学与诸多情状之落后，恐怕都是当时有识之士心中之刺，也出现了种种反思与寻求新路径的思考。

　　早在1930年9月4日和10月17日，竺可桢在南京分别发表了题为《科学对于物质文明的三大贡献》和《近代科学与发明》的演讲。从上世纪30年代起，他各处演讲，发表论文，阐述观点。“中国要讲富强，要发达实业，要追上欧美的物质文明，必须要发达实验科学。”

　　由此而开启的两人长达30年的交集中，友谊日益绵长。此后，李约瑟为促进国际同行了解和认可中国作出重要贡献，竺可桢也为李约瑟编撰《中国科学技术史》作出巨大贡献，共同在东西方科学文化领域架设了一座桥梁。

　　如今，中国科技发展和创新氛围早已远超李约瑟当年的期待，而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巨大进步或许也可以告慰竺可桢等先辈。（萧钊）

　　陈学溶，“全国气象科技贡献奖”获得者，被誉为“中国现代气象学史活字典”。他早年师从并跟随竺可桢先生，晚年研究竺可桢先生、校审《竺可桢全集》，为写作中国现代气象事业发展史迹和研究专业史作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1987年12月18日，陈学溶在南京大学南京竺可桢研究会会议上发言。

　　陈学溶写给第三届气象练习班同学许鉴明的信（1990年）

　　鉴明学长大鉴：

　　您托友人寄赠的大作《龙卷风》，两册业已妥收，非常感谢。根据邮戳，大作是在9月30日从扬州寄出的，但刚刚才收到。可谓慢矣。我们这里的印刷品，邮局是不很重视的，有一次北京寄来的印刷品，差不多两个月以后才到达。据说现在情况已大为改进了。

　　对于1950年以前的中国气象学会概况，予曾草就一篇史料，约13000字，今年5月戚兄返台时，予托他带到台北去了。如得便，您能审核一过，籍匡不逮。就感激不尽了。

　　我们这里的同学除何明经、杨鉴初、尹世勋三兄不幸于去冬今春先后与世长辞外，其余都尚健好。温甫兄因车祸而骨折，已住院三四个月，因此胖姐姐更为劳累了。八十老翁遭此不幸，令人惋惜。希望我们能特别保重。

　　后记

　　1998年之后，年岁已高的陈学溶每隔两三年都要与病魔搏斗一番。这封1990年陈学溶写给第三届气象练习班的学长许鉴明的短信，就是写于这个阶段。

　　此时，陈学溶已是82岁耄耋老人。当年曾一起师从竺可桢先生的亲密同学，一些已先后离开人世。但陈学溶与远在港澳台的学长许鉴明通信时，一面念及珍重，另一面请学长对史料进行核实。

　　这些收集到的与气象练习班老同学的往来信件，为《竺可桢全集》《中国近现代气象学界若干史迹》等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回顾陈学溶晚年参与写作《竺可桢传》、校审《竺可桢全集》，写作中国现代气象事业发展史迹和研究专业史的历程，我们看到老一辈科学家老而弥坚、追求真理的科学钻研精神和对科学事业的拳拳之情——

　　1984年2月9日，竺可桢研究会在北京成立，陈学溶为会员。研究会决定出版《竺可桢传》，并决定《竺可桢传》上篇的第四章《独立自主创办气象研究所1928—1944》由陈学溶负责撰写。

　　陈学溶接受写作《竺可桢传》部分章节的任务后，回到南京立刻开始行动：整理自己保留的气象研究所、中央研究院等各种原始资料；收集与气象练习班老同学的往来信件（在此期间还不断向他们搜集，请他们回忆竺先生在北极阁的往事）；同时，把自己记忆深处的亲历、亲闻一一记录下来。

　　写作的过程十分艰难。陈学溶过去没有写传记的经验，当时还未退休，本职工作也还不少。与此同时，他的腿部出现问题，行走疼痛难忍。到1986年秋冬季节，他每天上班去乘校车都要随身带张小凳子，走几步就要坐下来休息一会儿，以缓解疼痛。就这样，陈学溶坚持完成了初稿。

　　2001年，《竺可桢全集》编纂工作正式启动。2002年，87岁高龄的他被《竺可桢全集》编委会聘为特邀校审。这一干，就是13年。他对“人、事、时、地、物”的考证非常精准，除亲历亲见外，考证务必求真求实。为了查找资料，他自己动手，为一个数据、一个典故、一个疑问，东翻西找，不查到确定绝不罢休。他一天最多的时间就是坐在桌前台灯下，举着放大镜校对。

　　2005年，陈学溶被查出结肠癌。知道自己的病情后，他坚决要求尽快动手术，“哪怕手术台上下不来，我自己负责！我只要两年时间，再给我两年时间，手上的事能做完，我就满足了！”抱着强烈的意念，陈学溶积极配合治疗，身体一康复，他就又投入到《竺可桢全集》的审校工作中。

　　2014年，《竺可桢全集》24卷终于全部出齐，陈学溶有说不出的高兴：“能为以后研究历史的人提供一部真实的史料，我心足矣！”

　　在《竺可桢全集》的腰封上有这样一句话，“历史因细节而生动，往事因亲历而鲜活”，这或许也是陈学溶毕生追求的真实写照。（卢健）

　　（来源：《中国气象报》2021年3月4日四版 责任编辑：郝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