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右，1854~1921）

严复12岁那年，1866年，考入船政大臣沈葆桢创办的船政学堂，学习“海军”。这个学习项目后来呈现出“5+3”模式，前5年在课堂学习，后3年上船，当练习生。跟着“建威号”和“杨武号”，严复游历了新加坡、槟榔屿等地，完成了对外面世界的第一轮体验之旅。

作为船政学堂优秀的首届毕业生，严复又得到一个出国深造的机会——前往英国格林尼治海军大学学习行船礼法，并结交了当时的驻英公使郭嵩焘。这是1877年，严复23岁。

留学两年归国，严复回到船政学堂担任教习。从职位上看他倒一直在升迁，但工作辛苦，并无实权，与相对保守的李鸿章永远无法步入同一频道，更别说进入决策层。虽然被提拔为“总教习”，可并不真正受李鸿章信任，“仍是个报国无门的局外人”。再加上，他从前的靠山沈葆桢和郭嵩焘二位相继离世，严复不免深感忧戚，甚至他染上鸦片瘾或许也与这个时期的苦闷有微妙的关联。

严复受英国刺激尤为强烈，这当然是因为自己的海军学习出身，在北洋水师学堂身居要职，这么多年却并未亲眼见证一支能打仗的水军队伍。在这种心境下，严复转头对科举考试发起进攻，试图改变这一现状。从1888年第一次考试，一直到1893年还在“乡试”，又“每每落第”。严复半工半考，准备科举考试的同时，仍在诸如北洋水师学堂和天津水师学堂这样的机构工作，只不过并不受重用，他将此归咎于“不由科举出身”。41岁这一年他回到家乡福建秋试，仍以失败告终。

到严复开始进行翻译工作，已经是甲午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对科举心灰意冷的严复，受战败耻辱刺激，“由热心个人前途开始转而关注民族与国家的命运”。1895年，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一文，所作结论是，若要富强，必须学习西方。而这种学习的着眼点，又与梁启超他们有所不同。“他不从传统中寻求变革的理论依据，而是利用自己的西学背景，寻求治国明民之道。”换句话说，严复希望借用西方世界的特点，尤其从英国这个在“经济活力和自由思想都位居头等”的国家中，寻找近代化的理论依据。

1895年，严复开始动手翻译《天演论》，从此开始了他向国人介绍西方近代知识体系的道路。等他终于完成思想转变，找到这条适合自己的路，他的长子严璩都已长大成人，出发去英国留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