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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 | “南开之父”张伯苓：我不是魔术师，我是不倒翁！

2020-04-05 23:38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媒体

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

1935年

在南开大学始业式上

张伯苓先生提出振聋发聩的“爱国三问”

今天

正是这位爱国教育家、被誉为“南开之父”的

张伯苓先生

144周年诞辰

张伯苓（1876－1951），名寿春，字伯苓，以字行，1895年10月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第五期驾驶班。此前半年，在甲午战争中惨败的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其中一条就是允许日军驻扎威海卫。1898年7月，英国强租威海卫，张伯苓随船送清廷官员前往办理移交手续，亲身经历了“国帜三易”的屈辱场面，深感“自强之道，端在教育”，立志“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是年，他结识倡导新学的严修，共同开启了艰难的办学之路。

张伯苓毕生的理想追求和教育实践，为后人留下了宝贵财富。从1904年开始，经过30多年努力，在南开学校的办学基础上，一个包括大、中、小学在内的南开系列学校教育体系屹立于中华大地：1904年创办私立中学堂（1912年更名为南开学校），1919年开办南开大学，1923年开办南开女中，1928年开办南开小学，1936年开办重庆南渝中学，1937年接办自贡蜀光中学。南开系列学校的异军突起，特别是在办学过程中形成的心系国家、服务社会的爱国道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公能”品格，充满朝气、面向未来的青春精神，更是造就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独特的“南开现象”。

张伯苓的一生历经清末、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和新中国。他把教育救国作为毕生信念，创办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接办四川自贡蜀光中学，形成了著名的南开教育体系，培养了包括周恩来、陈省身、吴大猷、曹禺在内的大批英才。

▲在北洋海军服役时的张伯苓

求学北洋水师学堂

决心献身教育

在张伯苓从北洋水师学堂毕业那年，中国的海军在第一次中日战争时大败，并且被摧毁了，再没有军舰供他受较深的训练。他只得回家等候一年，才又得去到海军练习舰“同济”号上了三年学兵军官。就是在“同济”舰上，他亲身经历到中国国耻最难忘的一次意外事件，并且最后使得他决心脱离海军献身教育事业。

▲严修、张伯苓先生志同道合，揭开了中国近代教育史崭新的一页

1898年南开创始人之一严修，为了教育自己及友人的子弟开办家馆——“严馆”，聘请张伯苓为教师。张伯苓应聘，对学生讲授英文、数学、自然科学等课程，并重视体育。1901年士绅王某开办“王馆”，请张伯苓每天下午给学生上课。1903年严修和张伯苓去日本考察教育。日本教育发达，给了他们很深刻的印象。返国后他们决定把家馆改为正式中学。1904年“第一私立中学”开学，共有学生73人，教师4人。每月经费为纹银二百两，由严王两家分担。1906年有人捐赠土地及捐款，于是盖了校舍。1907年改名为“南开中学”。南开中学建立后三十年里得到各方面的捐款，利用捐款在学校附近买了百余亩土地，为将来扩展时需用。1919年创办了南开大学，拥有文、理、商三个学院。1920年设矿学院。1931年增设经济研究所。1932年设化工研究所。1923年设南开女子中学。1928年设南开小学。1932年南开学校共有五个部分：南开中学、南开女子中学、南开小学、南开大学及南开经济研究所。学生总人数达3000人。

▲张伯苓（前排右一）与南开大学矿科创办人李组绅等

▲张伯苓从捐资者卢木斋手中接过木斋图书馆的钥匙

张伯苓是南开学校的首任校长。1936年年初他预见到一贯坚持爱国主义教育的南开早已引起日寇仇视，因而想到应在大后方有个回旋余地，决定建立重庆南开分校。他在重庆近郊建成校舍，同年9月重庆南开中学开学。从制订计划到建成上课仅用了９个月。面对创办得如此神速的学校，人们赞叹张校长是魔术师。他笑呵呵地说：“我不是魔术师，我是不倒翁，日本人把我打倒，我又站了起来！”

倡导爱国与报国结合

张伯苓反对只空喊口号而不做实际工作的所谓爱国，主张把爱国的精神和报国的能力结合起来。他说：“爱国可以出乎热情，救国必须依靠力量。学生在求学时期，必须充分准备救国能力，在服务时期，必须真切实行救国志愿。有爱国之心，兼有救国之力，然后始可实现救国之宏愿。”他在1934年颁定南开校训时强调，南开致力培养的是兼具“爱国爱群之公德”与“服务社会之能力”的人才。1937年7月，南开大学因师生爱国言行而被日军炸毁。仅仅月余，先生最疼爱的四子张锡祜奉命驾机开赴前线作战，中途遇难殉国。张伯苓听闻噩耗，默然许久，缓缓说道：“吾早以此子许国，今日之事，自在意中，求仁得仁，复何恸为！”先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他所倡导的爱国精神。

▲张伯苓参加校运动会开幕式，走在队伍前面

践行体育强国强种

对学生的体育锻炼，张伯苓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当晚清的知识分子还是一袭长袍马褂、一步三摇时，张伯苓就要求严馆的学生进行跳高、跳远、踢球、赛跑等各项体育锻炼。那时没有体育设施，他就在院子里放两张木椅，上面架一个鸡毛掸子的长竹杆，作为跳高的横杆，让学生把长辫子盘在头上，撩起长袍的衣襟，学跳高。这在当时却是令人耳目一新的罕见之举。

南开学校创办后，他更强调：“南开学生的体质，决不能象现在一般人那样虚弱，要健壮起来”。于是体育教育便在南开风风火火地开展起来，各年级每周都有二个小时以上的体育课。张伯苓还言传身教，经常与学生一起踢足球，不时亲自带领学生参加比赛。

▲张伯苓为学生足球比赛开球

可以说，南开学校是张伯苓以体育强国强种的重要试验场，其鸿鹄之志体现在当时南开的每一个角落。在张伯苓的大力倡导下，体育之风吹遍了南开园，优秀的运动选手和实力雄厚的运动代表队也不断涌现。从董守义到郭毓彬，从中北足球队到南开五虎，都是曾经在天津、华北及全国各地甚至远东比赛中威振一时的骁将猛士。

▲南开女子足球队

“积沙成塔，积羽沉舟。”张伯苓的努力在当时的全国都产生了广泛影响，他还被推为中国体育事业的领导人物。正如著名体育专家、曾任职于南开的郝更生所指出的那样：“中国近五十年来的体育史，和张先生有不可分离的关系……数十年来，先生提倡体育的热忱，始终不懈，其精神感召和领导作用，对我国体育有不可磨灭的影响，我国体育能有今日的基础，先生之功甚大。”

▲张伯苓与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师生合影

办“土货化”、中国化的南开

张伯苓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教育的先进代表之一，在引进西方教育体制和教学方法时，最初也曾走过一段弯路。1924年，学生宁恩承在《南大周刊》发表《轮回教育》一文，尖锐批评南开教育食洋不化、脱离实际。经过反思，先生加快了教育改革步伐。到1928年，他明确提出，南开今后的发展要“以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从全盘引进并照搬西方教育，到主张教育要适合中国国情、办出一个“土货化”即中国化的南开，是先生在学习外国过程中反复摸索得出的正确结论。他的正反两方面的办学经验，对我们今天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发展道路，仍具有深刻的启示。

▲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老校长在天津病逝，张伯苓逝世时群众送葬的场面

张伯苓生活和他的为人一样，始终朴实无华，老舍和曹禺称赞他“不吸烟，也不喝酒，一辈子也不摸麻将和牌九”，始终过着布衣蔬食的生活。他深知俭可养廉，婚后曾对夫人说：“教育清苦事业，所入无多，当量入以为出，家中事悉以累汝。”所以一切家务均由夫人亲自料理，而从无仆役。张伯苓去北京办事，永远坐三等车厢，每次都住在一家一天一元钱，管吃管住的小店。张伯苓性喜安静，但不刻意追求居住的舒适与安逸，当时他的名气已经很大，可是仍然居住在西南角平民区的简陋住宅里。一次，张学良将军慕名来访，汽车在土路上跑了几趟也没找到“校长公寓”。事后张学良惊叹说：“偌大大学校长居此陋室，非为始料，令人敬佩！”但是，张伯苓十分注意个人仪表，衣着整洁，朴素大方，他在嘴边上常挂着一句玩笑式的“名言”，叫做：“勤梳头，勤洗脸，就是倒霉也不显。”

张伯苓为南开奋斗一生，但到晚年却遭遇了历史的尴尬。

备受蒋介石敬重

“七七事变”，南开大学遭日寇轰炸，几成一片废墟。此时张伯苓正在南京。噩耗传来，他心如刀割。蒋介石当即向他保证：“有中国就有南开！”这句话感动了张伯苓。从此他真诚愿帮蒋介石挽救贫弱的中国，希望南开能在政府支持下得到恢复与发展。

▲1938年，张伯苓与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

抗战期间，政府令南开大学南下长沙，与北大、清华共同组成临时大学，后迁昆明，改名西南联合大学，张伯苓任校委会常委之一。他将大学工作委托校秘书长黄钰生，自己长驻重庆。当时重庆是陪都，政府的高官和上层人士都云集于此。他在重庆南开的住宅一时成了重庆社交活动的中心。

蒋介石多次拜访张伯苓，有时为祝寿，有时为探病，有时为捐款。他早就看中在教育界举足轻重的张伯苓，一再请他入党。第一次是孔祥熙让行政参事、南开校友张平群出面，第二次是由贵州省政府秘书、南开校友郑道儒提出。两次都被张伯苓谢绝。

1941年国民党秘书长吴铁城来访，再次请他入党，张伯苓依旧顶住。吴铁城临走将一张国民党党证放在桌上，党证的“介绍人”一栏赫然写着“蒋中正”，张伯苓碍于情面没好意思退回。

蒋介石为表彰张伯苓的业绩，1944年授予他一等景星勋章，同年南开校庆日，蒋介石亲莅祝贺。1946年张伯苓赴美治病，蒋介石赠他15000元美金。所有这些深深感动了重友情讲义气的张伯苓。

为蒋介石“跑龙套”

1948年6月，蒋介石请张伯苓出任考试院院长，并令天津市长杜建时以南开校友身份去劝说。张伯苓对杜建时表示：“我不愿做这些事，我是办教育的，还是办教育为好。”

张伯苓说这话是真诚的。1926年北洋军阀政府颜惠庆组阁，聘他为教育总长，被谢绝了。1927年张学良主持北方政局，聘他为天津市长，他也没接受。张伯苓一心一意办教育，不愿从政。

在那段日子，杜建时几乎每天晚上都来张家，令张夫人十分厌烦。她劝丈夫：“你岁数大啦，就不要去南京了吧！”

杜建时还发动国民党内的南开校友纷纷敦劝张校长，张伯苓都一一婉拒。6月下旬，蒋介石写来亲笔信。张伯苓感到盛情难却，左右为难，沉思良久，在无可奈何中勉强允诺，但内心极不情愿。他提出两个条件：一是任期仅为三个月，二是仍兼任南开校长。

黄钰生得知校长要去南京很不以为然，张伯苓长长叹了口气：“蒋先生让我去‘跑龙套’，我只好跑一跑吧！”

1948年7月张伯苓赴南京就任，从此离开他用毕生心血浇灌的南开园，心情十分苦涩。一到南京，他兼任南开校长的条件就没能兑现，行政院已免去他南开校长一职，任命何廉为代理校长。他有一种从自己扎根的土壤上被强行拔除的痛楚。

张伯苓就职那天，手拿一把折扇，上台只说了两句话：“兄弟对这工作完全外行，以后一切事都由贾景德副院长管理。”

“飞飞不让老校长动”

一个月后张伯苓从南京回津，脸色很不好。他的三子张锡祚问他南京情况，他摇头叹息：“唉，无官不贪，无吏不污！”

他目睹了国民党的腐败与黑暗，对蒋介石多年的幻想在短短一个月里开始破灭。南京不断来电催回，他只好又去呆了些日子。三个月的期限一满，他就离开南京，隐居重庆。

1949年天津、北平、上海和南京相继解放，形势的发展令张伯苓的幻想彻底破灭。他苦恼、彷徨，茫然不知所措……

在张伯苓最苦闷的时候，忽然接到一封寄自香港署名“无名氏”的短信，信中写道：“老同学飞飞不让老校长动。”“飞飞”是周恩来的笔名，张伯苓一下子就明白，是周恩来对自己的关怀与保护，这位铁打的汉子禁不住两眼湿润。

原来张伯苓的老友傅作义在北平和平解放后，十分惦念张伯苓在重庆的安全。他同张伯苓长子张希陆谈起此事，希陆也很焦虑，请傅作义转告周恩来。几经周折，便有了那封“无名氏”来信。

不舍南开拒绝邀请

蒋介石退到重庆后，亲自到张伯苓家请他回任，而张伯苓坚决要求辞职。蒋介石又多次派蒋经国和张群来劝张伯苓携带家眷去台湾地区或美国，张伯苓始终没有答应。蒋介石飞往台湾前，1949年11月21日，再次到张伯苓家劝他与自己一起走。

张伯苓只反复说一句：“您抬爱我啦！”便低头沉默不语了。

室内气氛十分紧张。这时张夫人毅然进屋打破僵局，对蒋介石说：“蒋先生，他老了，又有病，做不了什么事，该退休啦。您让他辞职吧！” 蒋介石面带笑容转向张夫人：“张先生退休可以去美国，去台湾也可以。全家都去不更好？无论到哪儿，生活上的一切问题都由我安排。”

张夫人坚定地回答：“我们的三个儿子都在北方，我们哪儿也不去。他舍不得他的儿孙，更舍不得他的南开。您还是让他辞职吧！”

张夫人这番话让蒋介石哑口无言，只好悻悻离去。蒋介石走后，张伯苓悲愤不已，自言自语道：“嘿，我一脚踹进臭沟里！”

过了两天，终于收到批准他辞去考试院院长的公文，他才略感宽慰。

蒋介石走后，蒋经国多次对张伯苓说：“给先生留下一架飞机，几时想去都可以。”

张伯苓一再表示：“不愿离开南开，更不愿离开祖国！”

隐居家中心系南开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张伯苓对共产党的政策和作风十分钦佩，毅然将重庆南开中学和南开小学捐献给国家。他向已任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写信说自己正“闭门思过”，后又表示想回北方。1950年5月3日周总理派飞机把张伯苓夫妇接到北京，安置在傅作义寓所。周总理常来看望，师生俩推心置腹地交谈。张伯苓说：“过去我迷信蒋介石，现在我承认自己错了。”又说：“共产党的对外政策好，例如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就十分英明，我双手赞成。另外，对消除贪污和搞经济建设，我也一百个拥护！”

看着全国欣欣向荣的形势，张伯苓越加思念南开。但周总理考虑到张校长如果立即回津，可能会遭到激进分子的批斗，因此挽留他在北京住了四个多月。9月14日张伯苓夫妇返回天津。临行前夕，周总理和邓颖超在中南海设宴为校长和师母饯行。宴席上周总理询问，校长回津还有什么困难？

在座的希陆为父亲曾任考试院院长表示忧虑。周总理说：“放心好啦，我给天津写信，说明是我们把校长接回来的。”

周总理随即写信嘱托南开校友、天津市市长黄敬关照张伯苓。尽管如此，到了基层仍阻力重重，希陆的担忧终成现实。短短三个月的考试院院长，张伯苓付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沉重代价。

回津后，张伯苓没有分文收入，完全靠三个儿子赡养。夫妇俩同锡祚一家住在一起。

▲晚年回到天津的张伯苓与校友合影

返津第二天，张伯苓就来到日思夜想的南开中学，校方对他十分冷漠，仅派几名普通职工陪他坐在会客室。没多久就传来校领导要在会客室开会的消息，张伯苓只好离开。他沿着校园走了一圈，没见到一个学生。原来校方令学生此刻一律留在教室里，不让张伯苓接触到学生。当天下午，他到南开大学，几位老友给了他些许慰藉，使他感到人间尚有真情在。

10月17日是南开校庆日。16日晚，南开中学派人来对锡祚交代：不要让张伯苓参加校庆活动。第二天早晨下起了小雨，张伯苓穿上雨衣正要去南开中学。锡祚对他说：“下雨了，爸爸您就别去啦。他们也不太欢迎您。”张伯苓马上就领会了，脱下雨衣：“好，既然下雨就暂时不去吧!”

校庆日下午，张伯苓忍不住还是到南开大学，会晤一些知心朋友，关怀学校的发展规划。但一些激进师生对他充满敌意，他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从此再也不愿去自己一手创办的南开了。1950年秋天以后，他隐居家中，没有踏进南开校园一步。这时他发现自己一生的工作被全盘否定，内心极其痛苦。独自一人时，不是发呆，就是用手击头，长吁短叹。这位面对日寇自称“不倒翁”的巨汉，此时竟颓然倒下。

儿子和儿媳尽量营造轻松愉快的氛围，常在家设便宴，分批邀请南开校友。也有校友邀校长去作客。一次席间，他豪放地说：“咱们南开校友真是遍天下，在北京有周恩来摆宴席，到了台北，吴国桢也会请客的！”

校友们怕校长寂寞，经常在下午三点至五点来陪他说话。晚上八点整，张伯苓便拿出七块大小不同、款式各异的旧手表，同收音机里的广播对时。这些表都是学生们的礼物。对表成了他每天晚上的一大乐事。

张伯苓还爱到戏院消磨时光，“大舞台”、“小梨园”是他常去解闷的地方。

▲晚年张伯苓夫妇

张校长的遗产

1951年2月14日晚饭后，张伯苓的好友、南开校友卢开瑗来拜访，告诉他：据小道消息中央将任命他为政协副主席！张伯苓听了非常激动，两人谈得无比兴奋。客人告辞，他坚持要送下楼，一直送到大门口，然后返回二楼卧室，依旧沉浸在亢奋中。这时儿媳给他端去一杯热茶，只见他口歪眼斜，已不能说话了。锡祚急忙请来医生，诊断为脑溢血，2月23日溘然长逝。

张伯苓去世的次日早晨，周总理从北京来吊唁。随后他对在场的南开校友说：“张校长刚从重庆回来，本想让他先休息休息，再请他出来工作，没想他突然故去了。”有校友提出应怎样评价张校长，周总理说：“看一个人应该根据他的历史背景和条件，切不可用现在的标准去评价过去的人。张校长一生是进步的，爱国的。他办教育卓有成绩，是有功于人民的。人民政府对张校长十分关心，对他寄予希望。他突然去世，十分可惜。”他还说，校长晚年虽有失误，但毕竟没跟蒋介石去台湾。

亲人们收拾张伯苓遗物时，发现他的钱夹里仅有七元四角和两张戏票。张伯苓身后只有这区区几块钱。他房无一间，地无一亩，但留下了四座学校：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和重庆南开中学。

在他们心中，他是这样的张伯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