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二十二）--王明归来

一 王明归国

当八路军在山西和鬼子大打出手的时候，王明回国了。

前面聊过，王明走的是给领导拎包拍马屁上位的路线，一看就不是个干事的人，在大单位工作过的小伙伴都懂，秘书在领导面前跟孙子一样，到下面部门立即变脸成了爷，干啥啥不行，告状第一名。

对这种人吧，虽然打心眼看不起，但是绝对不能得罪，为啥呢？人都是要平衡的，秘书在领导面前当孙子久了，心里也憋屈的不行，必须要换个地方把当爷的感觉找回来，看着趾高气扬，其实心里猥琐的一比。

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莫斯科中山大学优秀毕业生王明，刚刚过实习期，放到现在，正是被领导拍着肩膀说好好干的年龄，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扶持下，当上了党的一把手。

对于这个一把手的位置，王明并没有诚惶诚恐，反而信心十足，因为他掌握了“真理”嘛，什么真理呢？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攻占中心大城市，迅速引发全国革命高潮，一举推翻腐朽堕落的反动统治。

何况王明熟读马列主义理论，熟到了什么地步呢？传说他可以随意背诵出书中的一段内容，再看看国内的这些领导人，有谁能把这么多书都背下来？

既熟悉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又熟读马列主义理论，王明自信心爆棚，必定领导中国革命迅速走向胜利！

不过会后不久，他被调回共产国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临行前指派小伙伴博古为总负责人，博古坚决执行王明指示，把毛教员边缘化，以一己之力终结了中央苏区的大好局面，1934年中央红军被迫跑路，这就是长征。

博古在长征路上依然瞎折腾，导致中央红军在湘江边损失过半，党内大佬们知道再这么继续下去，中央红军肯定要完，于是在路上各种串联，终于在遵义会议上打了博古和李德一个伏击，把博古赶下了台，让毛教员掌权，这才有了中央红军四渡赤水逃出生天的杰作。

王明“左倾路线”带给中国革命的伤害实在太大，以致于三大主力会师之后，红军依然危机四伏，如果不是西安事变，红军在陕北也呆不下去。

七七事变后，国共真正开始合作，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三个主力师都很争气，115师打出了平型关大捷，震惊全国，120师雁门关伏击，打的忻口前线鬼子痛不欲生，129师夜袭阳明堡，炸了鬼子24架飞机，也是引起全国轰动。

对于中共来说，形势一片大好，万事开头难嘛，只要头开好了，后面就要顺利的多。

所有成绩，都是在摆脱“左倾路线”影响的情况下取得的。

对“左倾路线”的危害，毛教员深恶痛绝，福建事变时，毛教员强烈主张联合十九路军，被博古强硬拒绝，理由很简单，蔡廷锴是军阀，军阀是革命的对象，是要被打倒的，怎么能合作呢？

对此，毛教员曾做过非常精彩的吐槽：

对于革命的力量要求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要求笔直又笔直，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全部永世的反革命，对于富农，是一步也退让不得，对于黄色工会，只有同它拼命。

如果同蔡廷锴握手的话，那必须在握手的瞬间骂他一句反革命，哪有猫儿不吃油，哪有军阀不是反革命，知识分子只有三天的革命性，招收他们是危险的。。。。。。。

那么问题又来了，毛教员在批判左倾的时候，有些人理解又出现了偏差，走到了完全相反的方向，那就是和国民党展开毫无保留的合作。

如果这样做了，那比左倾更可怕，当时国共两党的实力差距太大了，在一起怎么可能公平合作呢？如果毫无保留的合作，最终中共可能就悄无声息被国民党给溶解了，这也是蒋介石最希望看到的。

如果这种情况变成了现实，那现在的中国就是另一个印度，土地革命不会开展，地主依然保留，买办资本家疯狂吸血，老百姓穷困潦倒，永世不得翻身。。。

毛教员看到了这种极其危险的前景，于是提出了谁领导谁的问题。

当时很多人搞不懂毛教员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国共合作是教员主张的，合作就合作嘛，又提出谁领导谁？到底是几个意思？很多人懵圈了，可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看懂了。

毛教员提出谁领导谁，并不是说中共想领导国民党，而是要国共两党合作中，要保持中共的独立自主性，对于这点，斯大林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

1937年，在欧洲，苏联和德国已经成了死对头，如果日本在东方发起攻击，那苏联将腹背受敌，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斯大林捏着鼻子和蒋介石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希望中国能够拖住日本，以便专心对付德国。

作为格鲁吉亚人，斯大林一向奉行拳头主义，谁的拳头大就相信谁，他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了蒋介石身上，自然不希望有任何意外发生，尤其是教员提出的“独立自主”，让斯大林很焦虑，为了保证中共能够按照他的意愿行事，于是以共产国际的名义把熟悉国际事务的王明派了回来。

用斯大林的话来说，只有王明才能帮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不让独立自主搞得太离谱。

临行前，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特意叮嘱：由于共产党力量弱小，所以在统一战线中，不要刺激国民党，提出谁占优势、谁领导谁的问题，应当像法共那样，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不要过分强调独立自主。

1937年11月29日，王明康生陈云乘坐苏联军机出现在延安上空，当时日本人在山西打得正凶，经常派飞机轰炸西安和延安，大街上的人们还以为鬼子来轰炸了，纷纷躲避。

二 王明干的那些事

欢迎王明的仪式搞得很盛大，毛教员、张闻天以及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都去了，等王明从飞机走出来，大家上前握手拥抱，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毛教员也热情的致了欢迎词：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叫喜从天降。

王明也很激动，他觉得要回来“指导”中国革命了，怎么能是“朋友”呢？明明就是主人嘛，他也发了言：我们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是斯大林同志派来的。我们几个人都是我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没有什么地方值得欢迎，应当欢迎的是毛泽东同志。

第一次合影的时候，毛教员站到了后排。

回到延安第五天，王明在《解放杂志》上发表了《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斗争的新时期》，称陈独秀不但是托派，还是汉奸！接着康生连续发表文章《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斯基匪徒》，有板有眼的说出陈独秀当鬼子侦探的事实，这两人一唱一和，给陈独秀戴上了“汉奸”的大帽子。

王明和陈独秀无冤无仇，为啥要这样干呢？

洛川会议时，毛教员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主张联合除汉奸外的一切抗日力量抗日，

1937年8月23日，陈独秀出狱，他表示想到延安工作，教员和张闻天表示同意，让他写一个检讨，承认自己加入托派的错误，陈独秀的脾气非常犟，他说“回党固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碍难从命。”。

陈独秀是党的发起人，历史地位太重要了，他不愿意写检讨，当时党内的大佬们正在讨论，看有没有别的方式让他回党工作，正在这个节骨眼上，王明回来了。

王明立即发现这事可以大做文章。

1937年12月9日至14日，在王明的提议下，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在会议上，王明对陈独秀猛烈开炮：我们和什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是例外。。。。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

有人在会上提出来，陈独秀和托洛斯基不是一回事，王明立即严厉驳斥：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该说成是日本间谍！

公开承认诬陷陈独秀，还振振有词，大伙听的目瞪口呆，可他把斯大林搬出来，大家只好把嘴巴闭上了。

攻击陈独秀只是铺垫而已，他真正的目标是毛教员在洛川会议上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里面说不能联合汉奸，王明就诬陷陈独秀是汉奸，接着开始重点攻击，也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领导权的问题。

后来有人回忆当时王明讲话的姿态：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传达圣旨的是钦差大臣，大家都看过影视剧，这些人的态度一般都很嚣张。

在会上，他对洛川会议的决议进行批评，表示以后不能再提改造国民政府的口号，他反对国民党内有左中右三种势力的提法，认为只有抗日、亲日之分，他否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每一条都和洛川会议的精神不相符，每一条都是针对独立自主。

这个时候，共产国际在党内的威望依然非常高，王明手握尚方宝剑，对于他的发言，除了毛教员做了辩解，其他人只能表示赞同或者沉默不语。

洛川会议统一了党内思想，王明的发言让党内思想产生混乱，在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关于统一战线的论述和毛教员完全不同，让参会人员越听越糊涂，到底是坚持独立自主还是一切服从统一战线？高级领导都听糊涂了，回去后怎么传达？

彭德怀后来回忆说 “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作用有些降低，党的政治工作也有些削弱，从而发生了个别军官逃跑和国民党勾引八路军官兵叛变的现象。”

根据王明的提议，会议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有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由项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组成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工作。

王明的所作所为，为皖南事变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不久之后，王明就离开延安来到武汉，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召开联席会议，由于人少且部分重合，干脆两个组织合并，对外叫中共中央代表团，对内叫中共中央长江局。

长江局委员有：项英、博古、周恩来、叶剑英、王明、董必武、林伯渠；书记为王明，副书记周恩来。

后来李德回忆：我们把华中局（即长江局）叫做‘第二政治局’。事实上，以后在华中局和延安中央委员会之间，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分工，华中局贯彻的是1937年12 月的决定并得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支持的统一战线路线，而毛泽东在延安却采取了他自己的政策。

王明在自我放飞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到武汉后不久，他未经允许，便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巩固国共两党精诚团结，贯彻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通篇强调国共两党要精诚团结，他还单独提出了六大纲领“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

作为长江局的最高领导，王明的错误思想对正在改编中的南方八省游击队产生了严重影响，有直接解散了的，也有被国民党收编了的，这些在后续文章中会详细讲。

1938年2月，延安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王明化身成为国民党代表，要求响应蒋介石“只要一个军队”和“统一军令”的号召，要求在军事上服从国民党的统一领导，让所有参会领导大吃一惊。

毛教员感觉如果再让他这么胡闹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在会上提出来让王明留在延安工作，不要去武汉了。以王明的性格，他怎么可能听毛教员的意见，下来以后各种闹，最后没办法，大佬们专门开了个会，同意让王明去武汉，不过时间只有一个月。

结果王明去了武汉就赖着不走了，后来他自己说“不愿留在延安工作”，实际的动机非常清楚，在延安有中央把他管着，在武汉没人管的了他，想干啥就干啥。

到武汉后，他在放飞自我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938年3月29日，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王明未经中央许可，擅自将自己起草的《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递交给国民党中央党部，同时报送延安，延安的大佬们一看内容太不靠谱了，赶紧重新起草了一份建议书，用电报发给王明，让王明送达给国民党中央党部，可王明胆大妄为，居然扣下了中央发来的建议书，等会议结束后，才给中央回电，说会议已经结束，你们写的东西来不及送过去了。。。。。

更夸张的是，他用命令的口气对中央说，你们不要发表自己写的建议书了，这样影响不好。。。。

1938年5月，毛教员的传世之作《论持久战》诞生，这是通篇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巨著，从战略到战术，从理论到实践，从各个方面阐述了日本必败，中国抗战必胜的光辉前景，在日寇空前嚣张的时期，极大提升了中国军民坚持抗战的信心和决心。

7月，中共中央致电长江局，让王明在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上尽快刊登，王明拒绝刊登，理由是文章太长了，中央对这个说法忍了，让他分期刊登，这次王明干脆不搭理了，坚决不刊登。

王明晚年的时候，对这件事进行了回顾，他觉得所谓的持久战无非是消极抗日而已，目的就是坐等日本进攻苏联，好坐收渔翁之利，中国共产党应该积极主动和日本人作战，应该坚决阻止日本人进攻苏联。。。。

这话的意思很明显了，保卫苏联安全才是第一位的，至于让拿着原始武器的中国人积极主动和日本人正面硬刚，要死多少人，这个就不在王明的考虑范围之内了，他唯一考虑的是，不能让苏联有任何损失。

毛教员对他的评价非常到位，对别人家的事情考虑太多了。。。。

三 左倾时代落幕

毛教员经常说，干任何事情，都要掌握主动权，被动挨打从来都不是他的风格，王明如此嚣张跋扈，无非是背后有人，仗着共产国际的某些人的无脑支持，可山水轮流转，1937年，米夫下台了，季米特洛夫上台了。

在王明回延安之前，米夫就下台了，据说有人告发他是托派，很快他就被抓起来，1938年被枪毙了，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给他平反，说杀错了。。。。。

王明是玩心理战的高手，他在共产国际最大的靠山倒了，回到中国后居然还敢如此嚣张跋扈，玩的无非就是信息差，张口斯大林，闭口共产国际，好像他有多受信任似的，绝大部分人很容易被吓到。

实际情况是啥呢？据有人考证，斯大林一共就接见过王明两次，时间都不长，说斯大林有多欣赏和信任他，那纯属扯淡，像斯大林这种超级大佬，一眼就能看穿王明有几斤几两，怎么可能有多欣赏他？

米夫倒台后，季米特洛夫上台了。

季米特洛夫是保加利亚人，他的成名之战是在希特勒国会纵火案中，被抓起来后，在德国法庭上慷慨陈词，简直就是落霞与孤鹜齐飞，据说发言条理清晰，文采飞扬，极其精彩，关键还是脱稿，把法官们说的哑口无言。

这人对联合战线有深刻理解，在保加利亚他就这么干过，工人阶级的力量太弱了嘛，必须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才有可能取得革命的成功，所以他对毛教员的那套理论非常欣赏，两个人也惺惺相惜，毛教员后来很感慨，说季米特洛夫是个好同志，给了中国革命很大的帮助。。。

怎么帮呢？肯定是收拾王明嘛。

实际上，在王明回中国之前，季米特洛夫专门叮嘱王明：你回去以后，要谦逊，要尊重党的领导同志，中国党的领袖是毛泽东，不是你，你不要自封领袖。

季米特洛夫的叮嘱没别人听见，王明权欲熏心，早就当成耳旁风了，回来以后，以太上皇自居，正经事一样没干，也干不来，专门争权来了。

前面说了嘛，他的这个架势，绝大多数人都被他唬住了，可毛教员不是绝大多数人，他一直都是少数人，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嘛，说的就是他。

很多书上说，1938年3月，他派任弼时直捣黄龙，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让共产国际的领导们焕然大悟，知道王明是一个“坏逼”，转而开始支持毛教员云云。

实际情况当然没这么简单，如果一个人汇报工作就可以解决的事情，那早就解决了，哪里能够发生红军失去全部根据地，被迫长征，到达陕北这种穷乡僻壤的事情呢？

咱们经常学习辩证唯物主义，知道一个道理，任何事情，内因占主导，外因是次要，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能够支持毛教员，最主要的原因是，在毛教员的领导下，八路军已经在华北给侵华日军造成了极大的困扰，这种局面正是斯大林希望看到的，完全符合苏联的利益嘛，所以，作为一个正经的大人，离开利益谈理想，那纯粹就是耍流氓。

在这个前提下，季米特洛夫才能完成神助攻，不然，神仙都没办法，毕竟，石头是绝对孵不出小鸡来的。

毛教员派任弼时到共产国际干啥呢？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主要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党内的情况，由于开始摸不准领导们的真实想法，也就没有汇报王明的所作所为，没想到共产国际的领导们主动询问，说王明是不是总是把自己的意见当成中央的意见？是不是喜欢拉帮结派？是不是和毛泽东处不好关系？

任弼时一听领导们主动询问，赶紧把王明干的事情全部兜了出来。

王稼祥在长征途中被飞机炸伤，后来到苏联治病，顺便当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38年7月回国，在回国前夕，季米特洛夫把他和任弼时叫在一起开了个小会，表示“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造成亲密的气氛”，“其他人如王明，就不要争当领导人了”。

这一趟收获巨大，王明纸老虎的面具彻底被戳穿了，可他自己却还不知道。

王稼祥回国后，带回了共产国际的最新指示，有了这个铺垫，中共中央计划在1938年9月14日-27日召开政治局会议，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并筹备召开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会议召开前，王稼祥专门给王明来电，要求王明到延安来参会，听取共产国际指示，可王明此时还沉浸在太上皇的角色中，他居然要求中央委员们去西安或者武汉开六届六中全会，甚至让王稼祥告诉他会议的内容和细节。

不知道中央大佬们看到王明这个电报是什么表情，反正中央的回电很干脆“请按时来延安参加六中全会，听取传达共产国际重要指示。你应该服从中央的决定，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

王明傻眼了，虽然万分不情愿，也只能乖乖回到延安。

在政治局会议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内容很多，核心只有一条，那就是中共必须以毛泽东为首，全体成员必须尊重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这句话显然是说给王明听的。

毛教员当然做了长篇报告，内容核心只有两点——坚持统一战线，坚持独立自主。

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期间，武汉失守，中央做出组织调整，撤销长江局，分别成立南方局、中原局、东南局。

王明留延安，任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等职务。

至此，王明终于停止了兴风作浪，可他造成的影响，还没有终结，皖南事变就是损失最惨重的一个，因为项英就是他的忠实小伙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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