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江战前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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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央、军委的部署和指示，解放军各部队在淮海、平津战役结束后，即开始进行向全国进军的全面准备。

壹｜全军整编

为了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军委于1948年11月1日发出《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规定指出，根据中央九月会议关于战略任务，更进一步地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的要求，中央及军委关于全军组织和部队番号，特作下列各项的统一规定:

上述《规定》下发后，由于各野战军和各大军区部队正在与国军进行紧张的战略决战，没有时间进行整编，仅东北野战军于辽沈战役结束后在11月12日下达了整编命令，颁布各纵队、师的新番号，但由于紧接着进行平津战役，因此，实际上延至战役结束后才正式启用新番号。

1949年1月15日，军委又发出《关于各野战军番号改按序数排列的决定》，指出：根据战争的发展，去年11月1日关于各野战军冠以军区地名已不合适，决定改为按序数排列，西北野战军改称第一野战军，中原野战军改称第二野战军，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东北野战军改称第四野战军。

遵照军委1948年11月1日和1949年1月15日的指示，各野战军、各大军区于1949年2月开始相继进行整编。整编的具体情况是:

西北野战军改称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副司令员张宗逊、赵寿山。全野战军共15.5万人。

中原野战军改称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参谋长李达。全野战军共28万余人。6月，将皖北军区独立师改称第30师，拨归第10军建制。

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粟裕，第一副政治委员谭震林，参谋长张震，政治部主任唐亮，政治部副主任钟期光。全野战军共58.1万人。

东北野战军改称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参谋长刘亚楼/萧克，政治部主任谭政，副参谋长曹祥仁/聂鹤亭，政治部副主仟陶铸。全野战军共90万余人。

华北军区第1、第2、第3兵团分别改称第18、第19、第20兵团。3 个兵团共 23.8 万余人。5月3日，中央军委决定周士第接替徐向前任第18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王新亭任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张祖谅任第60军军长。6月初，李志民接替罗瑞卿任第19兵团政委。

此外，中央军委将第四野战军铁道纵队拨归军委直辖，并改称铁道兵团，司令员滕代远，副司令员吕正操，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何伟，参谋长李寿轩，下辖第1、第2、第3、第4支队。

1949年2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改称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

中原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第一副司令员陈毅，第二副司令员李先念，第一副政治委员邓子恢，第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参谋长李达。下辖:

第58军(由桐柏军区部队编成)军长孔庆德，政委方正平，辖第172、第173、第174师;
鄂豫军区，司令员王树声，辖独立师(由独立第1、第3旅合编组成)，第1、第2、第3、第4、第5军分区;
桐柏军区，司令员王宏坤，辖第1、第2、第3、第4军分区;
江汉军区，司令员张才千，政委刘建勋，辖独立第1、第2旅，第1、第2、第3、第4军分区；
陕南军区，司令员刘金轩，政委汪锋，辖第12旅、第17师，第2、第4军分区(5月，陕南军区划归西北军区建制，第12旅、第17师组成第19 军，改称第55、第57师，归第一野战军指挥)；
河南军区(3月由豫西军区及豫皖苏军区一部合并组成)，司令员陈再道，政委李雪峰，辖南阳、确山、许昌、潢川、淮阳、陈留、商丘、郑州、洛阳、陕州等军分区。

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政委饶漱石，副司令员张云逸，政治部主任舒同，副参谋长周骏鸣，政治部副主任唐亮。

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林彪，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高岗，副司令员吕正操、周保中、萧劲光，第一副政委罗荣桓，副政委陈云、李富春，参谋长刘亚楼、伍修权、陈奇涵，政治部主任谭政，政治部副主任周桓。

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委薄一波，副司令员徐向前、滕代远、萧克，参谋长赵尔陆(4月，萧克、赵尔陆调离华北军区到第四野战军工作，由唐延杰接任参谋长)，政治部土任罗瑞卿，副参谋长王世英，政治部副主任蔡树藩。

在整编中，全军统一了编制，调整了武器装备，充实了各级领导干部，补充了大量兵员，全军总兵力达400万人，使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建设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为向全国进军做好了组织上的准备，创造了有利条件。

活动于南方各省几支较大的游击武装也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今，于1949年1月先后进行了整编，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游击纵队。

贰｜政治整训，做好进军的思想准备

战略决战胜利后，全军大部分指战员已认识到国民党政权的覆殁已为期不远，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的胜利。因而对革命前途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士气更加高涨，保持了高昂的战斗意志；对国民党统治集团所玩弄的“和平”伎俩，由于大多数指战员，尤其是各级指挥员经历了抗战胜利后的第一次和谈，认清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真面目，不相信他们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因而保持着高度的革命警惕，抗战胜利后及全面内战爆发初期存在的和平幻想和对胜利缺乏信心的情况，已经不存在了。

广大指战员纷纷表示，一定要为解放全中国继续战斗，为人民再立新功。但是，在急剧变化的形势面前，特别是在整编过程中部队补充了大量的解放战士和翻身农民，部队成分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使得部队中也出现了与形势发展不相适应的思想倾向。

一是有相当一部分干部和老战士存在轻视国军的思想，认为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解放军都能不断取得胜利，现在解放军无论在质量上和数量上都比国军占有明显优势，国军的主力已经被消灭，剩下的残兵败将不堪一击，只要解放军一过江，国军就会不打自垮，只有举手投降。因此，对领导上关于做好充分准备，抓好练兵工作的指示漠然处之，说:“这是什么时候，还要练兵?”“我们在整训，敌人在加强工事，这样真不合算”，缺乏继续进行艰苦作战的思想准备。

二是有些人特别是解放战士和新入伍的新战士，对进军的困难和美帝国主义进行武装干涉的可能生估计过高，觉得国军还有海空军，还有美国的支持，到南方作战人生地不熟，生活不习惯，甚至认为，解放军一过江，与美国的矛盾一定激化，美国会出兵帮助国民党政府，直接同解放军作战，或在华北、东北沿海登陆，进攻解放区，甚至会扔原子弹，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等。

三是有少数人对和平谈判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国民党政府被解放军打痛了，它们真的要和平了；有人还说，不管怎样和了就好，和平了可以回家，从而产生了松一口气的思想。

四是有少数人产生了右倾情绪，他们眼看解放战争就要在全国胜利了，害怕在这时牺牲了太可惜，过不上幸福生活，因而希望在作战中担任第二梯队，缺乏争当突击队的精神。

五是相当一部分人的家乡地域观念又有所滋长，不愿离开家乡到南方作战和工作，有的人说“过江虽好，但离家太远了，不能回家”，“在江北怎样都行，我就不订过江的计划”；有的江南籍的指战员，虽然希望早日过江，但也只是认为过江后可以回家。六是在少数人中开始滋长居功骄傲、不思进取，贪图享受、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有的开始争地位、要待遇、闹离婚；还有的要求转业地方，调到军管会等条件好的单位工作，不愿继续留在作战部队工作。

在上述思想和情绪的支配下，部队中的不良风气有所抬头，以至发生离队逃亡现象。同时，由于长期以来各战略区、各部队多分散独立作战，使部队中存在着程度不同的游击习气和无政府主义，对上级的命令指示执行不够坚决；管理松懈，违反纪律现象时有发生；特别是由于解放军长期战斗生活在农村，对城市不了解，不懂城市政策。缺乏城市工作的经验，对今后接收和管理减市存在不少模糊认识只看到城市生活比农村好的一面，看不到城市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等等。

上述思想和现象的产生和存在，既反映了一部分干部战士的思想还跟不上急剧变化的形势的发展，不能正确对待和处理革命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的一面;也有对形势任务了解不够，对长江以南地区的情况不熟悉的一面。这些思想问题和不良倾向不解决，将严重影响和妨碍向全国进军任务的完成。为了纠正和克服不正确的思想和不良倾向，保证进军任务的胜利完成，三大战役结束后，各野战军结合整编，进行了以将革命进行到底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教育。

各野战军、各大军区相继召开了党的代表会议，前委扩大会议和高级干部会议等，传达和学习1月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和教员在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以及《将革命进行到底》《把军队变为工作队》等文章和指示，并结合各自的实际，作出了相应的决议，提出了今后的具体任务。

第一野战军党代表会议决议中提出，今后必须继续坚持普及和发展新式整军方针，提高部队战斗力；必须认真协助地方党政做好新区的群众工作，建设好新区的城市与乡村；必须大量培养干部，加强营团以上干部的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克服经验主义的思想方法与肃清官僚主义的领导作风；必须确定健全党委制度，扩大与健全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必须加强全党全军的统一性与纪律性，坚决克服一切无政府无纪律现象，反对可能产生的苟安和平享乐思想，团结全党全军克服困难，为完成今年的光荣任务而奋斗。

在第二野战军召开的师以上干部会议上，邓小平要求全体指战员认清形势，不管是和是战，人民解放军都要渡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并强调指出，越接近胜利，情况越复杂，任务越繁重，越要立场坚定，不受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侵蚀，永远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

第三野战军前委会议决议号召全体指战员，要深刻领会中央和军委的指示精神，在胜利的形势下保持清醒的头脑，克服轻敌观念和骄傲自满情绪；要警惕和粉碎美蒋反动派的和平阴谋，要警惕和粉碎帝国主义者从内部破坏革命的反动政策；要更加坚定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警惕地主资产阶级以及帝国主义对我们的捧场；要坚持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总纲领；要准备向全国的大进军，将革命进行到底。同时提出了1949年的6项任务，即：

坚决与圆满地完成中央军委赋予的作战任务，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
发动与组织新区广大群众，建设人民民主政权与地方武装;
加强政策纪律教育，正确执行党的各项政策，严肃群众纪律，爱护人民利益;
加强军事政治学习，提高理论水平，钻研党的政策，强化政治工作，健全党委制度，加强连队党支部工作和革命军人委员会工作，提高军事技术、战术;
加强部队内部团结，虚心向兄弟部队学习，克服家乡地域观念，巩固部队，尊重政府，服从政府法令;
加强纪律性，克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加强思想领导，克服一切不良倾向，进一步加强军队正规化建设。

第四野战军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议，教员、朱德到会作了重要讲话，教员号召全军指战员：下江南去，赢得全国胜利。朱德在讲话中要求第四野战军：必须在干部和战士中作深入的动员解释工作，完成中央军委赋予的进军任务。南下后，全体指战员要认真执行我党规定的土改政策、城市工商业政策、统一战线政策、争取知识分子政策和社会政策。要严格遵守群众纪律；经济纪律，即不抢战利品，一切缴获归公，不搜俘虏腰包；指挥纪律，即一切行动听指挥，坚决完成任务。为此，要加强对干部、战士的政策、纪律教育；各级干部要起模范作用，并严格管理、检查；对违反政策纪律的，必须认真追究，给予批评或处分；对执行政策纪律好的，必须表扬或奖励。

根据各野战军前委的要求和指示，军以下各级党委和支部也相继召开了会议，具体研究和部署政治教育的内容、方法、步骤。各级政治机关相继召开政治教育工作会议，下发关于整训时期部队政治教育工作指示，编发了政治教育教材。

在各野战军前委的统一部署下，全军掀起了政治学习和教育的热潮。根据部队人员的不同层次，不同素质，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对营团以上干部，主要采取召开团党委和师党委扩大会议，举办轮训班等方式，反复学习教员《将革命进行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把军队变为工作队》等文竞和指示及中共中央政治局1月8日决议，以及各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党代表会议、高级干部会议决议等文件，进一步认清形势，明确任务，提高政治思想水平，防止和克服在胜利形势面前可能产生和已经产生的居功自傲、不思进取、贪图享受的思想情绪，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侵袭；掌握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提高执行政策的能力和自觉性。

对连排干部和战士的教育，首先针对部队中补充了大量解放战士和翻身农民的情况，进行了以诉苦为主要内容的阶级教育，以及人民军队的本质、宗旨教育和优良传统教育。在此基础上，采取军师一级举办连排干部验训班和首长作报告、上辅导课等方式，向干部战士介绍全国的战争形势，揭露国民党政府假和谈真战争的阴谋；传达中央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方针、赋予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任务，以及进军过程中的纪律、政策；分析向全国进军和到南方作战的有利条件和困难。在教育中，各部队还普遍采取了算血债、挖苦根，忆历史、看前途，比力量、谈胜负，讲任务、说责任等群众路线的教育方法，引导干部战士自己教育自己，通过认真的学习，讨论和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进一步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和思想认识，使全军广大指战员初步树立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为向全国进军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首先，使广大指战员明确了人民军队所肩负的历史重任和向全国进军应采取的方针，增强了革命斗志。一是使广大干部战士特别是解放战士和翻身农民入伍的新战士进一步认清了两种军队的区别，明确了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明白了个人利益与革命利益的关系。认识到虽然现在自己和江北的劳动人民已经获得了解放，但江南和西北、西南各族劳动人民还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治之下，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人民军队的宗旨要求每个指战员要继续战斗，要以解放全国劳苦大众为已任。只有彻底推翻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才能使全国各族劳动人民获得翻身解放，个人也才能永远过上自由幸福的新生活。二是使广大干部战士认清了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大好形势，明确丁今后解决残余国民党军队的“天津”、“北平”、“缓远”三种方式，以及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同时又是一个工作队的双重任务。

第二，使广大指战员认清了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的虚伪性和反动性，树立了以战斗方式向全国进军的思想。通过学习教员撰写的《评战犯求和》《关于时局的声明》《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等评论文章，回忆中国革命的斗争历程，联系国民党政府继续进行战争准备、派飞机轰炸解放区、镇压要求和平的爱国人士等事实，使广大干部战士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政府反动的阶级本性，认识到在中国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的形势下，蒋介石提出愿意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目的是为了保持其残余力量，取得喘息的时间，重整军备，以便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力量。李宗仁任代总统后，虽然表示愿意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谈，但其根本目的是为了阻止人民解放军南渡长江，确保长江以南各省，实现“划江而治”。虽然在向全国进军过程中，南方各省的某些地方政府和实力派可能会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条件，按照北平、绥远方式解放某些省份和地区的可能性增加了，但国民党政府中的大多数反动分子决不会轻易放下武器，他们必然会作垂死挣扎。因此，人民解放军的每一个指战员必须树立以战斗方式向全国进军的思想，认真做好进军的各项准备，这样才能胜利完成解放全中国的光荣任务。

第三，使广大指战员明确了进军过程中的各种有利条件和困难，增强了夺取胜利的决心和信心。一是使大家认识到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基本被消灭。人民解放军在质量上和数量上均已超过国军，完全有把握消灭残余的国军。那种过高估计国民党军事力量，缺乏必胜信心的思想情绪是错误的。同时，国民党还有200余万军队，其中有的部队还有较强的战斗力，人民解放军还必须经过多次，艰苦、激烈的战斗才能全部消灭残余的国军，取得量后的胜利，轻敌的观念也是不对的。二是使大家认识到由于南方各省还在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之下，尚未建立人民政权，群众尚未发动，加之风土民情与北方有较大差别，语言不通，水土不服，又是水网地区或山地，这都给人民解放军的行军作战和生活带来许多的困难。每个指战员都要有艰苦斗争的思想准备。但南方各省大部分地区曾经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创建的老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有深厚的感情，又有长期坚持斗争的、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武装的活动，人民解放军在进军过程中必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支援和游击队的帮助配合，进军中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三是使大家认识到有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和指挥，有几百万久经考验的人民军队，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并不可怕。军委对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已作了充分估计，已计算在作战计划之内，作了周密的部署。同时，只要坚决消灭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消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势力，帝国主义进行直接武装干涉的可能性就将愈减少。作为人民军队的每一个指战员，要有迎接最大困难、粉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思想准备，一旦帝国主义实施武装干涉，就坚决斗争，彻底打败侵略者。

在教育中，全军各部队在提高认识，分清是非的基础上，不开民主生活会、党支部委员会和党小组会，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严肃认真的检查和纠正了一部分干部战士存在的与形势任务不相适应的错误的思想情绪和行为，提高了广大干部战士为解放全中国而继续战斗的自觉性。大家纷纷表示:

“坚决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不灭蒋匪誓不收兵”，“我们要做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强战士，不做怜悯毒蛇的农夫”，“请毛主席下命令吧，我一定放弃个人打算，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为了全国人民的彻底触放，愿做胜利前夕的最后一批牺牲者”，“我们要做坚定的革命战七，不做资产阶级'糖弹’的俘虏”。

思想认识提高后，行动也就自觉了。如第二野战军第15军经过整训，在由整训地向长江北岸开进过程中，爬高山，风餐路宿，肃清沿途国民党军保安团队，克服不少困难，行程23天，长驱750余公里，于3月23日按时到达长江北岸指定位置，涌现出无减员、无逃亡连队57个，机关23个，“巩固部队模范营”4个。

叁｜完善后勤保障

长期以来，由于各根据地、各解放区被分割，没有统一的财政，解放军只能按照“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组织后勤工作，这一原则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随着战争形势的不断发展，这一原则与向全国进军和大兵团机动作战及军队的正规化建设已不相适应，急需实现全军集中统一的后勤供应体制。

1948年12月26日至1949年1月13日，在朱德总司令的亲自领导下，中央军委后勤部在河北省西柏坡村召开了全军兵工、军械会议和全军后勤(供给及兵站)会议。各大区后勤负责人出席了会议。会议总结了解放战争以来的后勤工作经验，讨论如何加强军队后勤工作的正规化建设，迎接新的后勤工作任务。会议期间，刘周朱等领导人作了重要讲话。朱德在讲话中指出，要在军委的统一领导下，健全全军兵工军械的组织机构，建立各项必要的规章制度，要有计划、有系统地组织大规模的后勤体系，逐步做到统一集中，消除过去因客观条件所造成的地域观念。军委后勤部的样样工作都要建立起来，要能指挥下层，每个大军区，野战军都要跟这一整体联系起来。

军委后勤部杨立三部长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要求全军进一步加强兵工生产，加强野战军的军械工作和运输工作，执行全军统一的新供给标准。他还明确了各级后勤部门的职责和分工：军委后勤部是全军最高后勤机关，负责计划全军后勤工作，指导与调剂各军区军工、军需军械、卫生、供给、运输工作和生产，制定各种制度并监督执行；各大军区后勤部负责军工、军需、军械、卫生、运输工作，拟定生产计划及检查监督执行，以及野战军的物资保证；野战军的后勤部负责供给部队的各种物资需求，按情况下设分部、大站、分站、兵站;兵团不设各后勤业务组织，只建立精干的指挥机构，负责物资的筹划、调度；军以下各级设后勤部，负责本部队的后勤工作。

会议肯定了过去实行的“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后勤工作原则；制定了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第一个全军统一的供给标准；确定了全军统一的服装样式；决定了1949年的兵工生产任务;讨论了各级后勤的组织形式；在调查研究，总结历史经验，综合各战略区已有的规章制度的基础上，结合向全国进军和正规化建设的实际情况，拟制并讨论了各项规章制度，经修改后颁布了《供给标准制度)、《军需概则》(草案)、《运输工作概则》(草案)，《军械工作条例》(草案)等以及武器弹药的统一名称等业务规章制度这两个会议为建立全军统一的正规的后勤制度，实施统一的后勤管理，为军队后勤正规化建设打下了初步的基础，对做好保障解放战争迅速发展和彻底胜利的后勤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根据这两个会议的精神和中央1949年1月8日政治局会议决议中关于加强全军后勤建设的指示，全军首先在整编中对各级后勤组织机构作了初步的调整，但由于时间比较短，未能完全按后勤会议的要求统一全军的后勤组织机构，各野战军和大军区基本上仍是原有的后勤组织机构，没有大的变化。经整编后的军委和各野战军及各大军区的后勤组织情况是:

中央军委后勤部成立于1948年5月，至同年8月，组成了供给、运输、兵工和军械各组。1949年4月23日，军委后勤部与华北军区后勒部合署办公，杨立三任军委后勤部长兼华北军区后勤部长，随后逐步完善了军委后勤部下属的军需、军械、运输、下生等业务部。

第一野战军设置后勤司令部，刘景范任司令员，方仲如任副司令员。6月改称后勤部，黎化南任部长，方仲如任政治委员，黄静波任副部长，下辖卫生部、军械部、运输部、兵工部、军需部。
第二野战军设后勤司令部，段君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刘岱峰任副司令员，姚继明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邓存伦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供给、卫生、兵站等部，军械处仍隶属于司令部，各兵团亦设置后勤部。
第三野战军设后勤部，刘瑞龙任部长兼政治委员，喻曼云、李厚坤任副部长，谢胜坤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元培任参谋长，下辖供给、卫生、军械、运输等部。
第四野战军设后勤部，周纯全任第一部长、李聚奎任第二部长，陈沂任政治委员，罗文任参谋长，潘振武任政治部主任，下辖司令部、政治部和供给、卫生、军械、运输等部以及6个分部。军需部由杨至成任部长，魏庭槐、张庆孚任副部长，下辖第1、第2、第3局和军需学校。
西北军区设后勤部，陈希云任部长，刘海滨任政治委员，何维忠、周子祯任副部长。
华东军区设后勤部，宋裕和任部长，邝任农任政治委员，伊文任参谋长，罗应怀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供给、军憾、运输等部。
东北军区设后勤部，朱治理任副部长，下辖经理、军需、军械、军工、卫生等部。
华北军区设后勤司令部，赵尔陆任司令员，黄敬任政治委员，吴先恩任参谋长，下辖供给、卫生、兵站等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