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生平简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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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苏轼在文、诗、词三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造诣，堪称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而且苏轼的创造性活动不局限于文学，他在书法、绘画等领域内的成就都很突出，对医药、烹饪、水利等技艺也有所贡献。苏轼典型地体现着宋代的文化精神。

从文学史的范围来说，苏轼的意义主要有两点：

首先，苏轼的人生态度成为后代文人景仰的范式：进退自如，宠辱不惊。由于苏轼把封建社会中士人的两种处世态度用同一种价值尺度予以整合，所以他能处变不惊，无往而不可。当然，这种范式更适用于士人遭受坎坷之时，它可以通向既坚持操守又全生养性的人生境界，这正是宋以后的历代士人所希望做到的。

其次，苏轼的审美态度为后人提供了富有启迪意义的审美范式，他以宽广的审美眼光去拥抱大千世界，所以凡物皆有可观，到处都能发现美的的存在。这种范式在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两方面为后人开辟了新的世界。所以，苏轼受到后代文人的普遍热爱，实为历史的必然

关键词

苏轼被贬王安石变法

绪论

在近十二年的学习生活中，苏轼的名字几乎出现在每一本语文书中，譬如说小学的《饮湖上初晴后雨》、《题西林壁》；初中的《记承天寺夜游》、《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江城子--密州出猎》、《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高中的《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兰亭集序》等等名篇，这不禁让我发出疑问——苏轼的一生是怎样的，他为什么能写出这样的诗词......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是我们众人知晓的道理。人生亦是如此。漫漫人生岁月，怎会没有浮沉？悠悠天时四季，谁能躲过冷暖？既如此，我们便再不需要执拗于一事一时的得失成败，再不需要纠结于一人一物的生死别离，而应放平心态，包容缺憾，如洞穿一切的哲人那样，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观天际云卷云舒。

苏轼有一首特别著名的词《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这首词即是苏轼在被贬黄州时所作。政治失宠，官场失意，虽然避免不了怀才不遇的低迷情绪，但他心胸豁达，立意高远，在祖国雄伟江山和历史风云人物的激发下，书写了超越现实和慨叹人生的不朽篇章。

有人说苏轼是压力管理大师，一点儿不过分。不得志向，难有功名，那种事业挫败和精神失落的现实打击足以令人迷茫而不知所往，崩溃而不知所求他游览名山，写下脍炙人口的诗词；他耕种田地，品尝百姓劳作的疾苦；他结交友人，分享舞文弄墨的欢悦。当一个人沉浸于自己的喜好，那岂不是从现实压力之下超然获得精神的解脱？

阴霾不会永久笼罩，再阴暗的角落，也会有阳光普照的时刻。在苏轼历经丧子之痛不久，朝廷改弦更张，重新启用苏轼，并步步高升，直至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可谓人生高光时刻。

吾辈只是普通人，哪里能与苏轼相比？苏轼尚且历经浮沉，遭遇冷暖，何况我们。。超然于出人头地的诱惑，超脱于功成名就的光环，踏实做事，执着做人，或许，才是我们深切领悟“”人间正道是沧桑“”的正确姿态。

在经过一番思考与讨论，我们怀揣着疑问并组建了小组，开展了此次研究，而此次的目的是使弄清楚苏轼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一生？

了解苏轼

（一）苏轼是谁？
苏轼（左图），汉族人，字子瞻，又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但世人熟知他号“东坡居士”故世称苏东坡、苏仙、坡仙。苏东坡生性放达，为人率真，深得道家风范。好交友，好美食，创造许多饮食精品，好品茗，亦雅好游山林。
图1.1.1--苏轼画像
苏东坡是宋代词坛豪放派的创始人，词作视野开阔，想象丰富，笔力奔放，雄健豪迈。他的散文代表了北宋文学鼎盛时期的成就。他的诗意境新、笔力壮、变化多。佳作有《题西林壁》、《饮湖上初晴后雨》、《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

苏轼的成就

苏轼是宋代伟大的文学家，又擅长绘画和书法。是书法家、美食家、画家还是历史治水名人，他在诗、词、散文等方面都有杰出的成就。现存2300多首诗，340余首词和散文。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他与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并称“三苏”（下图），同位列“唐宋八大家”。苏轼是“宋四家”之一；苏轼善书，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代表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枯木怪石图》等李志敏评价：“苏轼是全才式的艺术巨匠。”

图1.2.1--“三苏”雕像

（三）苏轼生平简叙

为方便研究，我们将苏轼的65岁人生大体概括为四个阶段：

读书、应举与入仕时期（仁宗景佑三年至神宗熙宁二年）。
自请离朝，出任地方时期（神宗熙宁二年至元丰八年亦即熙丰变法时期）。
重回朝廷及连放外任时期（神宗元丰八年至哲宗元佑八年）。
远谪惠、儋时期（哲宗绍圣元年至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即哲宗亲政时期）。

总之，苏轼的一生得意时少，失意时多，始终处再党争的夹缝中，他在《自题金山画像》中总结自己的后半生说：“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二、读书、应举与入仕时期

——即王安石全面变法以前时期

这一时期苏轼主要经历了读书、应举、入仕等几个阶段。苏轼读书很有自己的特色，一是受其父影响，不拘于经书而广涉群览，博闻强记；并且，有一套“八面受敌”即每次从不同角度去读书的科学方法；二是关心政治，“奋励有当世志”。

（一）进京前

宋仁宗景佑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公元1037年1月8日），苏轼出生在眉山眉州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母亲程夫人为人和蔼、才德兼备，深受左邻右舍的敬重，她坚持不懈地对苏轼、苏辙兄弟进行教导。父亲苏洵二十六岁开始发愤图强，大器晚成，以丰富的人生经验与才学指导苏轼学习，对苏轼的后期学习与为官为人影响深远。这段时间是苏轼性格形成、走上文学创作的重要时期，苏轼的豁达洒脱为后期创作豪放诗词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进京应试名动京师

苏轼早年喜欢剑术，接触了儒家、道家思想，眉州有限的地域已经不能满足苏轼。于是苏轼与父亲、弟弟出川，到京城参加考试，向皇帝上交了二十五篇《进策》，为朝廷治国理政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进策》被评价为“文义灿然，时以为佳”，不仅力陈北宋开国以来“无治平之实”的政治危机，还提出了围绕西戎北胡、天下之民的民本思想，并针对财不丰、兵不强、史不择问题及豪强势力赋税轻、贫弱之家重役的弊端，主张通过压制地方豪强，推进赋税改革，以均赋税消除国家存在的诸多问题。正是这一系列的改革建言获得了皇帝的赏识，使苏轼快速跻身于庙堂之上，并成为皇帝所倚重的大臣之一。

苏轼等人形成的这股年轻力量为推动朝廷改革变法提供了条件，也为北宋政治注入了新生因素，同时也为后期的被贬埋下了伏笔。从眉州到京师，苏轼的眼界得到开拓，结识了大量的名师与朋友，并得到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赏识，为其后期的文罟创作提供了借鉴。

得到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赏识，后，苏轼的文学作品一经问世就受到好评，一时声名大噪，正当苏轼大显身手之时，苏轼的母亲病故，兄弟二人连同父亲一起回川奔丧，守丧期满，在父亲的带领下，苏轼与苏辙一起参加了礼部组织的考试，在返京途中，苏轼经嘉洲、渝州、夔州，饱览名山犬川，写就了许多优美诗篇，集结成《南山集》和《南行前集叙》。苏轼以《刑赏忠厚之至论》入第三等，文章阐发了“君子长者之道”与“天下”之间的关系，表达了其所遵循的“以仁政治国”的思想，制策考试十年一度，录取名额只有五名，由皇帝亲自主持，一、二等都是虚设，三等为最，苏辙入四等，仁宗读了苏轼兄弟的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后四年，英宗打算召苏轼入翰林为知制诰。知制诰专门负责议定国家大政方针，是晋升宰相的必历职位。但是宰相韩琦说：“轼之才，远大器也，他日自当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养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则人人无复异辞矣，今骤用之，则天下之士未必以为然，适足以累之也。”

最后，英宗接受韩琦的建议，安排苏轼入直史馆，其目的是要让苏轼熟史而知鉴，将来受大任，可见，苏轼一步入仕途就是闪亮登场，皇帝、宰相都是把他当着接班人来培养的，朝堂内外都认为他将来为相辅政是理所当然的。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随后，苏洵病逝，苏轼回乡服丧，并守孝三年。三年之后，苏轼还朝，正碰上王安石变法。在这场变法中，苏轼的众多师友都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而遭排斥，被迫离京，朝局开帕动荡。

这个阶段的苏轼经历了丧母丧父、师友贬谪等众多事件，其思想开始丰富与成熟起来，初露锋芒之后，带来的是一连串的打击，原本才华横溢的苏轼将这些人之常情、社会动荡等内容写入文学作品中，逐渐形成“”文贵自然、师法自然“”的文风，没有长途跋涉，没有经历丧失至亲之痛，没有经历亲朋远去，没有遭到反对派的打压，就没有后期成熟的苏轼，就没有文风独特的作品。

任职签书凤翔府判官

因成绩突出，苏轼的《进策》深受皇帝赏识，被任命为签书凤翔府判官。在签书凤翔府任职期间，苏轼写就了组诗《凤翔八观》：

“《凤翔八观》诗，记可观者八也。

昔司马子长登会稽，探禹穴，不远千里；而李太白亦以七泽之观至荆州。

二子盖悲世悼俗，自伤不见古人，而欲一观其遗迹，故其勤如此。

凤翔当秦、蜀之交，士大夫之所朝夕往来此八观者，又皆跬步可至，

而好事者有不能遍观焉，故作诗以告欲观而不知者。”

这个阶段的创作相对成熟，逐渐形成了随物赋形、姿态横生、自然奔放的风格。

守岁
宋·苏轼

欲知垂尽岁，有似赴壑蛇。修鳞半已没，去意谁能遮。

况欲系其尾，虽勤知奈何。儿童强不睡，相守夜欢哗。

晨鸡且勿唱，更鼓畏添挝。坐久灯烬落，起看北斗斜。

明年岂无年，心事恐蹉跎。努力尽今夕，少年犹可夸。

本诗作于仁宗嘉祐七年（1062年），其时诗人在凤翔签判任上，同时还写了《馈岁》《别岁》，三首诗寄与苏辙。1061年，苏轼应制科入三等，以“将仕郎大理寺评事签书节度判官厅公事”，十一月至凤翔。知府宋选对苏轼十分关心爱护。苏轼公事之暇，纵观附近的名胜古迹，留下了有名的《凤翔八观》诗。这年苏辙授商州军事推官。官府通告未下，苏辙要求留在京师侍奉父亲，第二年获准。苏轼一人在凤翔，遇到年终，想回汴京和父亲、弟弟团聚而不可得，回想故乡岁暮的淳朴风俗，就写了这三首诗寄给弟弟苏辙，以抒发思念之情。

诗中又细致地描述了人们守岁的情景与心情。“明年岂无年，心事恐蹉跎”二句，用虚笔表现了诗人怀亲思弟、想要及早建立功业等心愿和对青春年华的爱惜。全诗以篇首六句的妙喻醒人耳目，后半篇则意思平常。

这个阶段的文罟作品仍然延续之前诗文创作的模式，即以改革者的姿态关注国计民生。以《和子由渑池怀旧》为例，以坏旧为引子，进而发出“人生到处知何似，应做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的疑问和感慨，阐发对人生元常的追思，对往事的怀念之情。以“泥”指“爪”鸿作为写作意象，赋予全诗飘逸之感；原本捉摸不定的事情，往事元常的抽象感在诗中变得具体，令人深思、感慨；东坡本色在全诗中得到有效体现，对人生进行深思的文士典型被塑造得栩栩如生。

幼年受过的良好教育、父母.给予的温情、师长朋发赋予的友情在这一刻都逐渐消退，苏轼的年龄开始慢慢增长，人的阅历也逐渐丰富起.来，原来的纸上谈兵终须付出实践，印证了“纸上得来终觉浅，吹尽黄沙始到金”，二十出头的苏轼开始走上任途，在官场历练，对人生有了更为深刻的体会与感受，其文也逐渐从神坛走向民间，关注国计民生不是一句空话，逐渐落地生了根。

三、自请离朝，出任地方时期

这一时期苏轼主要经历了出离中央、历任四州（杭州、密州、徐州、湖州。杭州是他诗歌创作热情高涨期；密州是他词的创作步入繁盛期）、乌台受审、贬谪黄州等事件。

从此，苏轼的生活、思想发生了巨大的转折，文学创作进入全盛期。一方面诗词文赋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写下了不少代表作；同时创作个性更加成熟，在反映现实的同时变得更超脱、更旷达。

出离中央，历任四州

3.1.1杭州

初次至杭，正是他在新法中饱受排挤，不得不出京，这也是他在新法执行时有机会体察民情，对底层生活有更深切的认识和更真实的体会。此外，在杭时期也是苏轼游赏的集中时期，苏轼的写景名作，多集中于此时。

苏轼在杭州担任通判期间，做了很多有益于杭州百姓的事情。如疏浚西湖、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百姓也非常尊敬这位“杭州市长”。

苏轼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地方官，文艺生活搞得也是风生水起。在杭州的岁月中，他创作了很多诗歌，如《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

其一其二

朝曦迎客艳重冈，晚雨留人入醉乡。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

此意自佳君不会，一杯当属水仙王。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这组诗共二首，但许多选本只看中第二首，因而第一首已鲜为人知。其实第二首虽好，却是第一首的注脚。第一首所说的“此意自佳君不会”的“此意”，正是指第二首所写的西湖晴雨咸宜，如美人之淡妆浓抹各尽其态。第一首的首句“艳”字下得十分精到，把晨曦的绚丽多姿形容得美不胜收。若只看第二首，则“浓抹”一层意思便失之抽象。第二首诗的上半首既写了西湖的水光山色，也写了西湖的晴姿雨态。可想见诗人即景挥毫时的兴会及其洒脱的性格、开阔的胸怀。

上半首写的景是交换、对应之景，情是广泛、豪宕之情，情景交融，句间情景相对，西湖之美概写无余，诗人苏轼之情表现无遗。下半首诗里，诗人没有紧承前两句，进一步运用他的写气图貌之笔来描绘湖山的晴光雨色，而是遗貌取神，只用一个既空灵又贴切的妙喻就传出了湖山的神韵。就才情横溢的诗人而言，这是妙手偶得的取神之喻，诗思偶到的神来之笔，只是一时心与景会，从西湖的美景联想到作为美的化身的西子，从西湖的“晴方好”“雨亦奇”，想象西子应也是“淡妆浓抹总相宜”，当其设喻之际、下笔之时，恐怕未必拘泥于晴与雨二者，何者指浓妆，何者指淡妆。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

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本描绘了望湖楼的美丽雨景。好的诗人善于捕捉自己的灵感，本诗的灵感可谓突现于一个“醉”字上。醉于酒，更醉于山水之美，进而激情澎湃，才赋成即景佳作。才思敏捷的诗人用诗句捕捉到西子湖这一番别具风味的“即兴表演”，绘成一幅“西湖骤雨图”。乌云骤聚，大雨突降，倾刻又雨过天晴，水天一色。又是山，又是水，又是船，这就突出了泛舟西湖的特点。其次，作者用“黑云翻墨”，“白雨跳珠”形成强烈的色彩对比，给人以很强的质感。再次，用“翻墨”写云的来势，用“跳珠”描绘雨点飞溅的情态，以动词前移的句式使比喻运用得灵活生动却不露痕迹。而“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两句又把天气由骤雨到晴朗前转变之快描绘得令人心清气爽，眼前陡然一亮，境界大开。

时至今日，这些诗歌仍然众口相传。可以说，苏轼将杭州当作他人生的“第二故乡”，他对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着深厚的感情。

苏轼还曾在这里写过一首词，名为《江城子.江景》：

“凤凰山下雨初晴。水风清，晚霞明。一朵芙蕖，开过尚盈盈。何处飞来双白鹭，如有意，慕娉婷。忽闻江上弄哀筝，苦含情，遣谁听？烟敛云收，依约是湘灵。欲待曲终寻问取，人不见，数峰青。”

通过这首词，也让我们感受到苏轼是多么喜爱杭州，苏轼与杭州也紧紧地融为一体。

苏轼在熙宁年间虽为通判杭州，并无实权，但他在杭州还是颇有政绩。同白居易一样，苏轼在杭州的最显著政绩也表现于兴修水利。不仅因为杭州的特殊气候，更因为二人都能深入州民中了解民间疾苦，并具过人的胆识而绝不愿尸位素餐。苏轼在杭州的两次任职，都对州民的用水问题作出了积极的举动。次年，他命僧仲文、子珪等人完成了对钱塘六井的治理工程。作为通判，苏拭所要处理的事务十分琐碎，也很是辛劳。但毕竟是苏轼，在极度艰苦的条件下，他仍感恩那一盏闪烁不已的“残灯”，感谢他不嫌弃瑟瑟发抖的自己而大方地赐予他些许的光亮和温暖。

苏轼的这次出巡，直到熙宁七年六月才结束，回到杭州。但到这一年八月左右，浙东又发生了严重的火灾。苏拭再次赴临安监督捕幢。

在寄弟弟苏辙的诗中，他这样描绘幢灾的严重：“西来烟障塞空虚，洒遍秋田雨不如。”密密麻麻的幢虫从西方铺天盖地地飞来，大有遮天蔽日之势，苏轼终日与百姓一同奔走，筋疲力尽。他向弟弟描述此行之辛苦：“无人可诉乌衔肉，忆弟难凭犬附书”，言自己风餐露宿，深感为官之苦，在身心俱疲之时，十分思念自己的亲人。

这两首诗写得推心置腹，读来令人心酸。也可以从中了解到苏轼通判杭州时的艰辛。

外任时期不仅是苏轼政绩卓越的时期，更是其广交贤士的时期。相对在朝时而言，外任不仅使其摆脱掉许多迫不得已的应酬，也使得当时许多崇拜苏轼文采的文人有更好的机会与苏拭结交。“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就是在熙宁五年，苏拭通判杭州之时上书求见的。

终苏轼一生，他都有着将文坛发展系于己任的责任感，甚至是身为文坛盟主的使命感。在文坛宗师欧阳修的赏识和“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的预言下，苏轼“独先知之”，自觉地以一代文坛盟主自任。在这样的心态下，他的交游异常广泛。在杭州的交游，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

3.1.2密州

苏轼1074年11月至1076年冬任密州知州，共两年。虽然从山明水秀、富甲天下的杭州到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的密州落差很多，但他还是兢兢业业，勤于政务，治蝗、祈雨、伏盗，改善民生，为当地百姓做出了很多善举。同时苏轼在密州完成了许多诗、词、文的创作，《水调歌头》、《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江城子·密州出猎》三首著名词作都完成于密州。密州的山水永留他的足迹；密州的四季也永留关于他的记忆。

秋猎
1075年10月，因天旱苏轼到郡城南二十里的常山祈雨，回来的路上经友人安排在常山东南黄茅冈举行了一次习射会猎。诗人写下：
《祭常山回小猎》
青盖前头点皂旗，黄茅冈下出长围。弄风骄马跑空立，趁兔苍鹰掠地飞。
回望白云生翠谳，归来红叶满征衣。圣朝若用西凉簿，白羽犹能效一挥。
此次同时写的词就是《江城子·密州出猎》。作为文官的苏轼，出猎是偶一为之，“弄风骄马跑空立，趁兔苍鹰掠地飞”，当然是豪气勃发，甚至催发了出战边疆，杀敌报国的激情。半日猎罢，心情愉快，“回望白云生翠谳，归来红叶满征衣”。这在东坡的一生中也是愉快而难忘的记忆。
冬雪

《蝶恋花》密州上元

灯火钱塘三五夜，明月如霜，照见人如画。帐底吹笙香吐麝，更无一点尘随马。

寂寞山城人老也！击鼓吹箫，却入农桑社。火冷灯稀霜露下，昏昏雪意云垂野。

这首词写于1075年正月十五。他刚到密州两个月，适逢正月十五，回忆起灯火钱塘，明月如霜，还历历在目。眼前却是寂寞山城，火冷灯稀，“昏昏雪意云垂野”。不过苏轼是关注民生的父母官，昏昏雪意是他乐见的，瑞雪兆丰年是他渴盼的。

春花
《东栏梨花》
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
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
这是苏轼调离密州时，写给继任知州孔宗翰的。梨花如雪，青春短暂，作者转眼也四十岁了。由于与王安石新党不和，他已离开朝庭五年了。苏轼本是宰相之才，现在屈居密州，难掩怅惘之憾。他在给苏辙的诗里也写下：“梦里青春可得追？欲将诗句伴余晖”。写词弄文固是他所爱，但经天纬地、济世为民才是他最终的理想。
夏悟

《蝶恋花》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棉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花褪残红青杏小，已是春末夏初了。

“枝上柳棉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本是暮春伤春之诗，诗人却写得格外旷达。屈原《离骚》中有“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是卜者灵氛劝屈原的话，劝屈原不要太执着于故乡。对于久离故乡的苏轼来说，也是开解自己，到处都有青山绿水。

1076年底苏轼调离密州，他希望接任的知州孔宗翰让百姓过上好生活：“何以累君子？十万贫与赢”。苏轼离别密州时百姓遮道哭泣，洒泪相别。

3.1.3徐州

苏东坡在徐任职期间，不仅给徐州留下了众多的历史遗迹，如黄楼、快哉亭、放鹤亭、东坡石床、苏堤等，而且还对徐州风土民情有着美好的记述，传承着徐州悠久的历史和文化。这期间，他写了170多首诗词，特别是那篇脍炙人口的散文——《放鹤亭记》，它记述了云龙山隐士张天骥筑亭放鹤的实际，赞颂了清远出尘的山林隐逸之乐，张扬着一股冥思哲想的穿透力。这些，对徐州悠久文化品格的形成和铸造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苏轼是中国文人中写酒写得最多的文人。诗言志，酒载情。在苏轼的诗文中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借酒抒怀，充分体现了在徐期间的畅快心情和“乐民之乐、忧民之忧”的爱民思想。“但喜宾客来，置酒花满堂”、“轻舟弄水买一笑，醉中荡浆肩相摩”、“醉呼妙舞留连夜，闲作清诗断送秋”、“从君学种，斗酒时自劳”等无不是例证。

苏轼经常与朋友一起登山临水，寻胜访幽，诗酒唱和，以他生花妙笔描绘了徐州的山山水水，并赋予了神气与灵性。他在徐州的创作上，不仅在内容，在形式上也不落藩篱。元丰元年九月十七日，苏东坡和张山人、颜复、王巩游云龙山的《登云龙山》诗就是典型：

醉中走上黄茅冈，满冈乱石如群羊。

冈头醉倒石作床，仰看白云天茫茫。

歌声落谷秋风长，路人举首东南望。

拍手大笑使君狂。

这首诗写作者已醉登山，醉眼朦胧，山上的石块就象羊群一样。苏轼身为使君，不摆架子，平易近人，老百姓见他醉卧在石床上，无所顾忌，拍手大笑。这不仅生动描绘了苏轼不拘一格的豪情，而且体现了他一贯“遇民如儿吏如奴”的爱民如子的思想。这首诗从形式上虽然也是律诗，但仅有七句，全诗一韵到底，耐人寻味，在艺术形式上也一次突破。

东坡肉的来源

徐州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在1077年秋，到任还不到半年的苏东坡遇到了百年不遇的黄河决口。当洪水抵达徐州城下时，他奋不顾身，“以身帅之”，亲荷，结庐城上，过家门而不入，与民众一道抢救城池。“黄花白酒无人问，日暮归来洗靴袜”，就是当时真实的写照。抗洪胜利后，全城百姓无不欢欣鼓舞，他们为感谢这位领导有方，与徐州人民同呼吸、共存亡的好知州，纷纷杀猪宰羊，担酒携菜上府慰劳。苏轼推辞不掉，收下后亲自指点家人制成红烧肉，又回赠给参加抗洪的百姓。百姓食后，都觉得此肉肥而不腻、酥香味美，一致称他为“回赠肉”。此后，“回赠肉”就在徐州一带流传，并成徐州传统名菜。这在《徐州文史资料》、《徐州风物志》、《徐州古今名馔》中都有记述，“回赠肉”就是现在大家常说的“东坡肉”，徐州的大小饭店，都有这道特色菜。

苏东坡还在东门城墙上新建两层高楼，取名“黄楼”。在落成典礼这天，苏轼在楼上摆酒设宴，全城万人空巷前来庆贺。苏轼高兴地作了《九日黄楼作》这首诗。在回忆抗洪情景后写到：“岂知还复有今日，把盏对花容一押”，“一杯相属君勿辞，此境何殊泛清”。去年抗洪斗争惊心动魄，风雨泥泞；今年与民把酒赏花，优游从容，如同泛舟江南溪，怎不令人感慨。

云龙湖有十里长堤苏堤，是苏东坡当年为防湖水泛滥发动人民所筑，故与杭州西湖苏堤同名。湖畔有苏公山庄、苏公塔，还用花岗岩石刻了苏公生平行迹图，再现东坡当年的生平。苏轼为徐州人民造了福，人民将永远怀念这位太守的不朽政绩和潇洒逸事。

在苏轼罢任去湖州时，彭城父老纷纷从四面八方聚集而来，扳援在苏轼的马前，他们捧蓝献花，洗盏呈酒，为这位使君祝福。苏轼激动不已，挥泪写下了《江城子.别徐州》

3.1.4湖州

苏轼在湖州之一 ---三过平山堂
平山堂位于扬州蜀冈，是1048年欧阳修在扬州任知州时修建的。欧阳修还于堂前亲手植下杨柳。欧阳文忠公在扬州作平山堂，壮丽为淮南第一，上据蜀冈，下临江南数百里，真、润、金陵三州，隐隐若可见。
《西江月》平山堂
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
这首词写于1079年4月，苏轼自徐州调移湖州知州。途经扬州时，当地太守于平山堂设宴招待他。1056年刘原甫被任命扬州知州，当时已任翰林学士的欧阳修写下了一首怀念平山堂的词《朝中措》为友人饯行：
送刘仲原出守维扬，平山阑槛倚晴空，
山色有无中。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
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
行乐直须年少，尊前看取衰翁。
苏轼重临故地，提笔写下“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1057年苏轼中进士时，欧阳修为主考官。欧阳修对年方20的苏轼寄予厚望，云“我老将休，付子斯文。”希望苏轼能接任北宋文坛领袖，引领文坛继续发展。师生二人情深意厚。1071年，苏轼任杭州通判时，曾到颍州专程拜见已退休的欧公，师生宴饮于颍州西湖之上。不想第二年（1072年）欧阳修就与世长辞了，颍州欢聚终成永诀。
1071和1074年苏轼途经扬州，都曾到平山堂凭吊欧公。此次由徐州之湖州，他已是第三次过平山堂了。此时距离最后一次见老师已过去近10年了。“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平山堂墙壁上保留着老师诗词的手迹，依然龙蛇飞动；堂前老师手植的杨柳，依然婆娑多姿；红妆歌女演唱的欧词，依然婉转动人！
重临故地，睹物思人，诗人对老师的怀念之情不言而喻。“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老师的嘱托言犹在耳。文学方面，苏轼不负老师的期望，早已成为引领北宋文坛的领袖。但仕途坎坷，宦海浮沉。苏轼因不合新党，已外放多年了，还是归期如梦。“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
苏轼在湖州之二 ---遍游诸寺
1079年3月，苏轼由徐州调到湖州任知州，秦观偕行，苏轼于四月底到达湖州上任。
很快就是端午节，他们游览了湖州各个寺庙。湖州在苏杭之间，有太湖、天目山、安宁竹海等，风景非常优美。一日畅游后，苏轼写下了：
《端午遍游诸寺得禅字》
肩舆任所适，遇胜辄流连。焚香引幽步，酌茗开洋筵。
微雨止还作，小窗幽更妍。盆山不见日，草木自苍然。
忽登最高塔，眼界穷大千。卞峰照城郭，震泽浮云天。
深沉既可喜，旷荡亦所便。幽寻未云毕，墟落生晚烟。
归来记所历，耿耿清不眠。道人亦未寝，孤灯同夜禅。
诗人和朋友乘着小轿随意游玩，山高水阔，真令人心旷神移！
山水景色诱人，但时间过得很快。“幽寻未云毕，”天色已将晚，从山上望见下面人家已是“”墟落生晚烟。”回到寺院休息，诗人意犹未尽，写下这首游记诗。苏轼写诗贯穿在日常生活中。这完全象一篇日记，记录了他们在湖州诸寺的一日之游。
我们今天读来，仿佛自己在晚春濛濛细雨中，也乘着一领小轿，陪伴诗人在湖州的山水、寺庙中徜徉；一起登高，眺望浩渺的太湖；一起游玩，听诗人说古论今，妙语如珠；一同品尝素斋，吃得津津有味。到了暮春之夜，我们在幽幽花香中伴着寺院的孤灯，兴致勃勃地听苏轼和僧人机智地参禅论道……
苏轼在湖州之三 ---睹画思人，山雨欲来

苏轼1079年三月末离开徐州，四月末到达湖州接任知州。他忙着接手工作，向皇帝写谢恩表，熟悉情况，转眼到了这年7月7日，苏轼在晾晒书画时，发现亡故的表兄文同（字与可）送给自己的一幅画《筼筜谷偃竹图》。赌物思人，写下了《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

文与可是北宋著名的画家，善画山水，尤善画竹，是“湖州竹派”的创始人。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有他的作品。文也是苏轼的表兄，二人感情亲密融洽。

苏轼在文中回忆表兄每画竹前，“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免起鹘落，少纵则逝矣。”苏轼和苏辙都爱与可的画，但苏轼自己即为北宋著名画家，是内行人，对表兄更有知己之情。上面短短的几句话，就留传下了三个现在依然常用的成语：“成竹在胸”、“免起鹘落”、“少（稍）纵即逝”。

文中苏轼回忆自己在徐州任知州时，表兄正任洋州知州。因向文求画人多，表兄就对别人说：“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意思是现在徐州知州苏轼就是画墨竹的大画家，你们去向他求画吧！

在湖州，苏轼看着表兄的遗画，想到他去世迄今已逾七个月了。睹物思人，想起二人亲密无间的友情，不由得“废卷而哭失声。”苏轼写到“余亦载与可畴昔戏笑之言者，以见与可于予亲厚无间如此也。”在怀念文章中记下当年戏笑之语，可见我们感情多么亲密无间啊！

苏轼在湖州任上只待了短短三个多月，这正是他人生中“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期！

（二）乌台诗案

3.2.1背景

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改革。由于苏轼与变法派的政见不合，遭受排挤。苏轼自觉在朝廷无法立足，于是申请外任。在神宗的直接干涉下，苏轼于熙宁四年(1071年)任杭州通判。之后又分别担任密州、徐州、湖州知州。在任职上，苏轼看到了新法执行过程中的诸多流弊。像涉嫌朝廷放贷的青苗法、两浙路严苛的食盐专卖法、鼓励人告密的手实法等，苏轼都极为反感，于是便形诸吟咏，对新法实行过程中出现的弊端进行批评和讽谏。而在当时，王安石早于熙宁九年(1076年)二次罢相，变法事业的主导者已经从王安石变为神宗本人。当时变法已经成为皇帝亲自部署的既定国策，反对变法就是反对神宗的既定决策。

3.2.2案件始末

最先把苏轼作诗讽刺新法举报给朝廷的是沈括。熙宁六年(1073年)，沈括以检正中书刑房公事的身份到浙江巡查新法实行的情况，看到苏轼的诗稿，认为涉嫌诽谤朝政，上呈神宗，但是当时他的意见并未受到重视。

元丰二年(1079年)苏东坡由徐州调任湖州知州。于四月二十日到任，进《湖州谢上表》，其中写到：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句中“其”为自称，“新进”即指神宗任用的新派人物。公开地明白无误地表达了自己不与当朝新贵合作的态度，表达了自己对新法“生事”的不满。

秋七月，负责监察百官的御史台官员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接连上章弹劾苏轼。弹劾的导火索正是上表中的这两句话。认为苏轼是攻击朝政，反对新法。神宗及新派人物都大为恼火。后来由神宗批示后，七月二十八日，台吏皇甫僎携吏卒急驰湖州勾摄苏轼。当时驸马都都尉王诜与苏轼交情深厚，秘密遣人告诉当时任南京幕官的苏辙，苏辙立马派人往湖州告知苏轼。当时皇甫僎快马如飞，但是由于儿子生病在润州停留半日。故苏辙人马先到，苏轼提前知道消息后立即告假，由通判祖无颇权摄州事。皇甫僎到达湖州后，态度十分强硬的将苏轼押解赴京。

“僎径入州廨，具靴袍，秉笏立庭下，二台卒夹侍，白衣青巾，顾盼狰狞，人心汹汹不可测。轼恐，不敢出，乃谋之无颇。”

“撰促轼行，二狱卒就直之。即时出城登舟，郡人送者雨泣。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

苏轼七月二十八日被逮捕，八月十八日送进御史台的监狱。二十日便被正式提讯。御史台在此案中负责调查审讯，勘明事实，其结果呈现为“供状”；接下来，当由大理寺负责“检法”，即针对苏轼的罪状，找到相应的法律条文，进行判决，其结果便是“判词”。根据朱刚所作文献指出“诗案”在审判方面的基本过程，可以分为如下四个环节：

御史台的审讯

根据《东坡乌台诗案》记载，御史台于元丰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奏上审讯结果。即苏轼从被押至御史台的八月十八日起，直至十一月底，“诗案”都处在审讯即“根勘”阶段。审讯的结果就是“供状”，苏轼“供状”的每篇都涉及另一个人(首先是王诜，其他如李清臣、司马光、黄庭坚等)，苏轼与之发生了诗文唱和或赠送的关系，这些诗文被列举出来，追问其中是否含有讥讽内容。供状分列了大约四十篇，而篇幅最大的就是跟王诜相关的第一篇。为了增强反对的力度，御史台在“供状”定稿已经提交后，还继续挖掘苏轼的更多“罪状“”，尤其是与驸马王诜交往中的“非法”事实。其中有关详细的指控与供认如下：

六月，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摘引“新进”、“生事”等语上奏，说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北宋神宗年间苏轼因为反对新法，并在自己的诗文中表露了对新政的不满。又由于他当时是文坛的领袖，任由苏轼的诗词在社会上传播对新政的推行很不利。

最初，苏轼承认，他游杭州附近村庄所作的《山村五绝》里“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是讽刺青苗法的，“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是讽刺盐法的。除此之外，其余文字均与时事无关。到二十二日，御史台审问他《八月十五日看潮》里“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两句的用意，他拖到二十四日，才说是“讽刺朝廷水利之难成”。至于《戏子由》诗违抗“朝廷新兴律”的主旨，直到二十八日才作了交代。

当时御史中丞李定向皇帝报告案情进展。说苏轼面对弹劾全都承认了。神宗大怒，怀疑苏轼要么是受刑不过，要么是有更大的秘密要隐藏。于是问李定可曾用刑。李定答道：苏轼名高当时，辞能惑众为避人言，不敢用刑。神宗大怒，命御史台严加审查，一定要查出所有人。

到九月份，御史台已从四面八方抄获了苏轼寄赠他人的大量诗词。有一百多首在审问时呈阅，有三十九人受到牵连，其中官位较高的是司马光。王安石罢相的次年(1077年)，苏轼寄赠司马光一首《独乐园》。御史台说这诗讽刺新法，苏轼供认不讳

舒亶等人趁机让副相王珪检举苏轼《王复秀才所居双桧》，王珪说：“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神宗不以为然。

苏轼任密州太守期间作的《后杞菊赋》的序言里曾提到吃杞菊的苦种籽，御史认为作者是在直接讽刺全境百姓的贫穷，尤其指朝廷对官吏薪俸的微薄。“生而盲者不识日”是讽刺科举考生的浅陋无知，讽刺考生不通儒学，只知道王安石在《三经新义》里对经书的注释。

在给王诜的诗里，有一行是“坐使鞭棰环呻呼”，又说，“岁荒无术归亡逋”，他也提到“虎难摩”是为政贪婪的象征，给李常的诗里，他确是说在密州“洒涕循城拾弃孩”，见到男尸、女尸、婴尸饿死在路边，当时确是“为郡鲜欢”。在给孙觉的诗里，有一行说二人相约不谈政治，是真在一次宴席上约定，谁谈政治就罚酒一杯。给曾巩的诗里说他厌恶那些“聒耳如蜩蝉”的小政客。给张方平的诗里把朝廷比作“荒林蜩蚻(zhá)乱”和“废沼蛙帼淫”，又说自己“遂欲掩两耳”。给范镇的诗里，他直言“小人”，给周邠的诗里把当权者暗比作“夜枭”。好友刘恕罢官出京时，苏轼写了两首诗给他：

“敢向清时怨不容，直嗟吾道与君东，坐谈足使淮南惧，归向方知冀北空，独鹤不须惊夜旦，群鸟未可辨雌雄。”

“仁义大捷径，诗书一旅亭。相夸绶若若，犹诵麦青青。腐鼠何老吓，高鸿本自冥。颠狂不用唤，酒尽渐须醒。”

前一首最后一句取自诗经“俱曰予圣，谁识乌之雌雄”，等于说朝廷上只有一群乌鸦，好坏难辨。后一首表达自己对小人的争权争位不屑一顾。

苏轼下狱后未卜生死，一日数惊。在等待最后判决的时候，其子苏迈每天去监狱给他送饭。由于父子不能见面，所以早在暗中约好，平时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有死刑判决的坏消息，就改送鱼，以便心里早做准备。一日，苏迈因银钱用尽，需出京去借，便将为苏轼送饭一事委托远亲代劳，却忘记告诉远亲暗中约定之事。偏巧那个远亲那天送饭时，给苏轼送去了一条熏鱼。苏轼一见大惊，以为自己凶多吉少，便以极度悲伤之心，为弟苏辙写下诀别诗两首，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额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应在浙江西。”

大理寺的初判

大约从十二月起，“诗案”进入了判决阶段。如果陈睦的“录问”很快完成，交给大理寺，那么大理寺的初判可以被推测在十二月初。有关了大理寺的判词，《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则将其要点概括为：“当徒二年，会赦当原。”换言之，大理寺官员通过检法程序，判定苏轼所犯的罪应该得到“徒二年”的惩罚，但因目前朝廷发出的“赦令”，他的罪应被赦免，那也就不必惩罚。

御史台反对大理寺

大理寺的初判显然令御史台非常不满，《长编》在叙述了大理寺“当徒二年，会赦当原”的判决后，即御史中丞李定和御史舒亶反对大理寺判决的奏状。他们向皇帝要求对苏轼“特行废绝”，强调苏轼犯罪动机的险恶，谓其“所怀如此，顾可置而不诛乎”？不过李定和舒亶的两份奏状并不包含司法方面的讨论，没有指出大理寺的判词本身存在什么错误，只说其结果不对，起不到惩戒苏轼等“旧党”人物的作用。

审刑院支持大理寺

审刑院在案件审核中起到复核作用。从《重编东坡先生外集》所载“审刑院本”的结案判词可以看出，审刑院支持了大理寺“当徒二年，会赦当原”的判决，并进一步强调赦令的有效性。其结案判词可以被梳理为三个要点：一是定罪量刑，苏轼所犯的罪“当徒二年”；二是强调赦令对苏轼此案有效，“会赦当原”，也就是免罪；三是根据皇帝圣旨，对苏轼处以“特责”，贬谪黄州。由于当时当朝多人为苏轼求情，宰相吴充直言：“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王安石也劝神宗说：圣朝不宜诛名士。太皇太后曹氏也出面干预，章惇等人亦出面力挽，十二月二十九日，圣谕下发，苏轼终免一死，贬谪为“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就此销结。

受到牵连的人中，三个人的处罚较重。驸马王诜因泄露机密给苏轼，而且时常与他交往，调查时不及时交出苏轼的诗文，且更因对待公主不礼貌，宠妾压妻，被削除一切官爵。其次是王巩，被御史附带处置，发配西南。第三个是苏辙，他曾奏请朝廷赦免兄长，自己愿意纳还一切官位为兄长赎罪，他并没有收到什么严重的毁谤诗，但由于家庭连带关系，仍遭受降职处分，调到高安，任筠州酒监。其他人，张方平与其他大官都是罚红铜三十斤，司马光和范镇及苏轼的十八个别的朋友，都各罚红铜二十斤。

（三）“乌台诗案”过后苏轼风格变化

诗案之前，自任杭州通判以来政绩卓著。其诗词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是大漠长天挥洒自如，内容上则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而诗案之后，虽然有一段时间官至翰林学士，但其作品中却少有“致君尧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却越来越转向大自然、转向人生体悟。

至于晚年谪居惠州儋州，其淡泊旷达的心境就更加显露出来，一承黄州时期作品的风格，收敛平生心，我运物自闲，以达豁然恬淡之境。

以乌台诗案为界，苏轼的诗词作品在创作上有继承也有明显的差异。在贯穿始终的“归去”情结背后，我们看到诗人的笔触由少年般的无端喟叹，渐渐转向中年的无奈和老年的旷达--渐老渐熟，乃造平淡。

3.3.1题材上

苏轼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苏轼的“具体的政治忧患”，而后期的作品则将侧重点放在了“宽广的人生忧患”。

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过去生活的态度，一向是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台，吐之乃已”。在杭州，在一首给孔文仲的诗里，他流露出对声势煊赫的官场的蔑视：“我本麋鹿性，谅非优辕姿。”不仅如此，他还替监狱里的犯人呻吟，替无衣无食的老人幽咽，他在歌咏“春入深山处处花”时也写农民的食粮，农民吃的竹笋没有咸味，只因“尔来三月食无盐”，直指朝廷的专卖垄断；他写被征调的人民挖通运河以通盐船，他的笔触更加尖刻犀利：“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他指责积贫积弱的朝廷，他渴望“致君尧舜”，渴望有朝一日“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他探问：“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

然而，“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东坡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梦后的黄州贬谪生活，使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识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在下棋时，他体悟到：“着时自有输赢，着了并无一物”。他不再执著于“奋力有当时志世”而是“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所以当苏轼遨游赤壁之时，面对“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发出“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的感叹，便也可被世人所理解。他飘然独立，只愿做一只孤鸿：“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面对起起伏伏的人生，终于能够风轻云淡的说出：“也无风雨也无晴。”

3.3.2文化上

前期，他“八岁入小学，以道士张易简为师”，与弟弟苏辙“君少与我师皇坟，旁资老聘释迦文”。虽崇尚道佛文化，但仍渴望在仕宦之路上获得成功，即使有“归去”之心，也是“欲回天地如扁舟”“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会责任，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他渴望在沙场上一展雄威，“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尤其在密州徐州时，其锐意进取、济世报国的入世精神始终十分强劲。苏轼在其政论文章中就曾一再阐发《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希望“天子一日赫然奋其刚健之威”，能动于改革，为变法摇旗呐喊。

后期，尤其是两次遭贬之后，他更加想要回归到道佛文化中来，企图在宗教上得到解脱。他认识到自己和朝廷权贵们已经是“肝胆非一家”。所谓使人追求的“浮名浩利”，对他来说已经是“鹤骨霜髯心已灰”，只能劳神费力，再没有什么“西北望，射天狼”的豪情壮志，“穷猿已投林，疲马初解鞍”。对那个一生仕宦起伏颠簸的苏东坡而言，他从心底发出最最真实的慨叹“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启发，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过上了真正的农人的生活，并乐在其中。当太后允其在太湖边居住的时候，他大喜：“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他终于可以乘一扁舟来往，“神游八极万缘虚”了。

久旱逢甘露，苏东坡和农人完全一样快活而满足，他写诗道：“沛然扬扬三尺雨，造化无心恍难测。老夫作罢得甘寝，卧听墙东人响屐。腐儒奋粝支百年，力耕不受众目怜。会当作溏径千步，横断西北遮山泉。四邻相率助举杵，人人知我囊无钱。”

3.3.3风格上

在风格上，苏轼前期的作品大气磅礴、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一泻千里；而后期的作品则空灵隽永、朴质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远益清。就词作而言，纵观苏轼的三百余首词作，真正属于豪放风格的作品却为数不多，据朱靖华先生的统计类似的作品占苏轼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个时期创作的主流，这些作品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却着实反映了那段时期苏轼积极仕进的心态。

而后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风貌，也有娱宾遣兴，秀丽妩媚的姿采。诸如咏物言情、记游写景、怀古感旧、酬赠留别，田园风光、谈禅说理，几乎无所不包，绚烂多姿。而这一部分占了苏轼全词的十之八九左右。虽然也有“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的大悲叹，但更多的却是“花谢酒阑春到也，离离，一点微酸已著枝”的小恻隐，他逃离了仕途官场的蝇营狗苟，开始静观自然；他将自然与人化而为一：“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其间大有庄子化蝶、无我皆忘之味。

至此，他把所有的对现实的对政治的不满、歇斯底里的狂吼、针尖麦芒的批判全部驱逐了。其题材渐广，其风格渐趋平淡致远。

3.3.4变化原因

木斋先生对于这个问题的论述已经十分精辟，现直接引用过来：诗案对诗人的思想和创作不能不发生深刻影响。有人说，诗案是苏轼一生的转折点：苏轼由当初的“奋厉有当世志”、“致君尧舜”，转变为“聊从造物游”的艺术人生。案前，诗人主要是深刻地反省仕宦人生；其后，他痛苦的心灵在自然的天地里找到了归宿，发现了新的人生境界。也有人说，黄州时期.“苏东坡精神寄托的对象从名利事业而暂时转移到东坡，转移到大自然。这就是对统治集团的一种疏远，这不能不无它的积极意义”。诗案对于苏轼，浑如一场恶梦。梦后的黄州贬谪生活，使苏轼从具体的政治哀伤中摆脱出来，重新认识社会，重新评价人生的意义。”

四、重回朝廷及连放外任时期

（一）重回朝廷

苏轼这次在朝期间，主持过学士院考试和进士贡举，为国家振兴擢拔人才，于是有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陈师道等云集京师，一时文坛兴盛，为北宋后期的文学发展开创出一个新的局面。

4.1.1苏轼重返朝廷之一 ---难舍清欢

1084年，政治气氛松动，神宗想起让苏轼回朝庭或地方委任重任，但为宰相所阻。正月，神宗手书诏书：苏轼在黄州深居简出，反省悔过多年，鉴于人才难得，不忍就此抛弃，特将苏轼量移为汝州（今河南临汝）团练副使（查阅自《宋史.苏轼传》）。职位没有变动，但距首都开封近了。

苏轼全家惜别当地长官、朋友和百姓，“四月发黄州，自九江抵兴国，取高安，访子由，因游庐山。”看望弟弟后，游览了庐山。因前代关于庐山的诗已太多，又有李白《望庐山瀑布》压轴，苏轼本不打算再写。但是山上僧人闻大文人上山，奔走相迎，殷勤相陪，希留墨宝。东坡于各峰游览之间又作了不少诗。“最后与总长老同游西林”，作了下面这首，“仆庐山诗尽于此矣。（苏诗序）”

《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图4.1.1--庐山

这是宋诗的代表之作，也是苏轼大起大落人生经历之后的经验和感悟。

6月底，苏轼到达江宁，与在此闲居的原宰相王安石会面。作为新法的核心人物，王安石的命运也是大起大落。1070年到1076年六年间，王安石两次拜相，两次罢相；三十多岁的儿子又不幸早亡，他万念俱灰，1076年归隐江宁（现江苏南京），不问世事。两人见面时，63岁的王安石穿着一身便装，骑一头小毛驴，向苏轼缓缓走来。昔日雷厉风行的大宰相，如今神情落寞。二人感概万千，之后苏轼写了《次荆公韵四绝》

二人关于时事人生都谈了很多。说到底过去的是政见之争，乌台诗案时王安石还曾出面为苏轼求情。除此之外，王安石非常钦佩东坡的才华，他曾感慨：“不知再过几百年，才能有苏轼这样的人物出现！”二人同为大思想家、文学家、学者，诗文切磋，学问交流，互为知音。

4.1.2苏轼重返朝庭之二 ---画中春秋

苏轼于1086年10月到达山东登州。五日后，朝庭又下旨改任礼部郎中，全家再赴京城。此时神宗病故，他十岁的儿子赵煦即位，年号“元祐”。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她任命司马光为宰相，全面废除变法，恢复旧政。苏轼在十七个月内连升十二级，为翰林学士、太子师，为皇上起草诏书，距宰相只一步之遥。苏辙也回到朝庭。

京城本为文化中心，文人荟萃。苏轼本人精通诗词书画，也与许多画家交往深厚，此间他创作了很多题画诗。如：

《书李世南所画秋景二首》

野水参差落涨痕，疏林欹倒出霜根。

扁舟一棹归何处，家在江南黄叶村。

图4.2.1--《秋景平远图》李世南

此诗作于1088年苏轼任翰林学士时。李世南也是一名官员，善画。他画了一幅《秋景平远图》。上图中的字迹是苏轼为此画作的题画诗。

深秋水落，“野水参差落涨痕”，茂盛的树木叶子脱落，显出一副疏朗的景象，节气已过霜降了，“疏林欹倒出霜根。”画上可能有一叶小舟，诗人又发挥想象，“扁舟一棹归何处？家在江南黄叶村。”舟上的人去哪里呢？一定是远离尘嚣，驶向江南银杏金灿，黄叶遍地的小村落吧……

这是一首描写深秋的著名绝句，虽是题画诗，但千百年过去，它早已脱离原画、超越原画而深入人心。

画中春秋，诗中春秋，东坡诗魅力无穷啊！

连放外任

4.2.1黄州

苏轼因被御史中丞李定及舒亶、何正臣等人诬陷，于1079年（元丰二年）八月十八日被押赴台狱勘问（即“乌台诗案”），历时一百三十日，十二月二十八日获释出狱，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不得签书公事，令御史台差人转押前去。第二年正月初一离开京师，四日至陈州，二十日至岐亭，二月一日至黄州贬所，寓居定惠院，随僧蔬食。此诗作于初抵黄州时。

《初到黄州》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

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

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

这是一首七言律诗。这首诗描写作者初到黄州的所见，深刻地刻画了苏轼初到黄州时的复杂矛盾的心绪。有自嘲自伤，有对权势者的嘲笑，却又以超旷的胸襟对待自己的遭遇，在自然中发现美，在逆境中寻求生活的乐趣，表现了诗人一贯的豁达、乐观。

乌台诗案之后，苏轼被贬到黄州(今湖北黄冈)。谪居黄州，苏轼名义上是团练副使，一个并无实权的小官，实际上属于朝廷的监管人员，并不能随意离开。可以说这是他人生的最低谷了，但是，也正是这一段日子，苏轼终于成了苏东坡，他进入了一生创作中的巅峰时刻。

元丰三年(1080年)的大年初一，苏轼和长子苏迈，在御史台差人的押解下从京城出发。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他们终于在二月初一到达了黄州。由于是犯官身份，没有官舍居住，初到黄州的苏轼只得暂时借住在一座山间旧庙里，这就是后人熟知的“定惠院”。

虽说生性豁达，乌台诗案还是给了苏轼极大的打击。他从一个万众瞩目的朝廷“明星”沦为了边远地区的犯官，甚至失去了人身自由。在出狱后以及初到黄州的日子里，写给朋友的信件，一封都没有得到回复。他在写给李端叔的一封信里说：“得罪以来，深自闭塞。……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不可避免地，他陷入了一个极度孤独的境地，正如他的名作《卜算子》里所写的：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当然，他不会就此与世俯仰，随波逐流，虽然“沙洲寂寞”，但这只“孤鸿”依然襟怀磊落，依然坚持自我，依然“拣尽寒枝不肯栖”。面对苦难，苏轼没有怨天尤人，他开始反省自己，他清醒地认识到，过去是有些锋芒毕露了，有些自以为是了。

过了不久，全家人都到了黄州，这给了他一些精神慰藉，不过生活却更加艰难了，一家老小二十多口人，不能再住在庙里，只好硬挤在一处废弃的驿站——“临皋亭”里。“临皋亭”靠近长江，年久失修，潮湿逼仄。初至黄州，苏轼“度囊中尚可支一岁有余”，所以花钱大手大脚。这时人口一多，立刻囊中羞涩起来。他不得不勒紧腰带

元丰四年(1081)，苏轼生活“日以困匮”。他有一个好朋友叫马正卿，在他被贬不久后也追随他来到了黄州。这时，马正卿挺身而出，向黄州太守请求：“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希望能划一块无主的地给苏轼耕种。不久，原黄州太守离任了，继任太守徐君猷很同情苏轼的遭遇，就把黄州城东缓坡上一块营防废地划给了苏轼。

这“东坡”是营房旧址，瓦砾遍地，杂草丛生。但苏轼别无选择，只能带领全家老小清除瓦砾，刈割荆棘，终于整理出五十亩田地来。他又购买了一头耕牛，冬种麦，夏种稻，还种了蔬菜瓜果。从未劳作过的苏轼尝到了开荒种地的艰辛。唐代诗人白居易曾在贬地耕植，写过《东坡种花》二首，其中有“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东坡春向暮，树木今何如”的诗句。苏轼仰慕白居易，从此自号“东坡居士”。

他慢慢地不再孤寂了，从各地赶来拜访探视的朋友渐渐多了，参寥子更是不远千里从杭州到黄州来探望他，而且一住就是“期年”。叶梦得在《避暑录话》里记载，苏轼在黄州，每天早上起来，如果没有客人到访，就自己去拜访朋友，“设一日无客，则歉然若有疾。”

每当有朋友远道来访时，狭小的“临皋亭”就更不方便了。苏轼决定自己动手，盖几间房子。在朋友们的大力帮助下，他在东坡地头建成了五间草屋。落成之日，恰好天降瑞雪，苏轼非常兴奋，在草堂壁间画满了雪花，将屋子命名为“雪堂”，并且写了一篇《雪堂记》记述这件事情。

在黄州，苏轼也算是无官一身轻了，他在这里游山玩水，泛长江、吊赤壁；在这里饮酒赋诗，煮“东坡羹”，做“东坡肉”，酿“东坡酒”。在这里，他深刻地剖析了自己，剥除了身上的每一点异己成分；在这里，他彻底地脱胎换骨，对儒释道三家的思想精华进行了融会和批判；在这里，他找到了真正的自我，获取了真正的个性自由。在这里，他写下了《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千古绝唱《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在黄州，苏轼性格当中的恣意跳脱，开始慢慢收敛，变得更加深邃，也更加豁达。比如这首《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在黄州，苏轼常说“多难畏事”、“多难畏人”，穿着草鞋，与渔民樵夫混杂，被醉汉推骂，从名满天下到无人认识，在被诬陷、受诟辱之后，在东坡的辛勤劳作之后，苏轼脱胎换骨了，可以“自喜渐不为人识”了。

元丰七年(1084年)三月，朝廷的命令下来了，苏轼移汝州(今河南临汝)团练副使。大约在四月七日后，苏轼一家离开了一共生活了四年零两个月之久的黄州。

黄州，是苏轼生命中最重要的一站。余秋雨先生在《苏东坡突围》中这样写道：“苏东坡成全了黄州，黄州也成全了苏东坡。”苏东坡写于黄州的那些杰作，既宣告着黄州进入了一个新的美学等级，也宣告着苏东坡进入了一个新的人生阶段

4.2.2杭州

由于上书议论新法的弊端，触怒了变法革新派，苏轼不得已自请外任州官。熙宁四年（1071年）七月，苏轼一家，乘船离开京师，前往杭州任职。

熙宁四年十一月底，苏轼一家终于抵达杭州。“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自古以来，无数文人墨客留恋于这座山明水秀、富庶繁华的城市。本朝的仁宗皇帝也不由得赞叹这里：地有湖山美，东南第一州。

苏轼很快情不自禁地陶醉于这片湖光山色之中，那些烦恼和郁闷不知不觉地消融在这秀山丽水里。杭州三年，大概是苏轼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他甚至情不自禁地在诗里吟唱到：“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

除了西湖，官邸附近的有美堂，也是苏轼爱去的地方。这处位于凤凰山顶的景点，因仁宗“地有湖山美，东南第一州”而得名，是登高览胜的绝佳去处--左临钱塘江，右可俯瞰西湖。一个初秋的午后，苏轼和朋友相聚于此，酒酣耳热之际，忽然一声巨雷轰隆而起，霎时间，乌云密布，狂风呼啸，山下的钱江水被风裹挟着飞溅而起，瓢泼大雨一会就急奔而来。苏轼诗兴大发，挥毫写下

《有美堂暴雨》

游人脚底一声雷，满座顽云拨不开。

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

十分潋滟金樽凸，千杖敲铿羯鼓催。

唤起谪仙泉洒面，倒倾鲛室泻琼瑰。

在杭州，苏轼留下了无数优美的诗篇，也留下了许多的故事。

据说，苏轼曾觉得自己前生是杭州的一名僧人。一则离奇的故事，大概可以说明这种情愫。一天，苏轼和朋友来到西湖边的寿星寺游玩，第一次来到这里的苏轼，竟然觉得这里的一起都非常熟悉，一时之间，惊诧莫名。他忽然转身对朋友说：“从院门到经堂应该有九十二级台阶。”朋友震惊不已，就派人去数，果然一点都不差。苏轼又说起寺庙后院楼阁亭台和假山的布置，竟然也全部吻合。

这件事情很快流传开来。几年之后，苏轼在提及这件事时说：“前生我已到杭州，到处常如到旧游。” （《和张子叶见寄三绝句》）

杭州这片秀丽的土地，一度给予天涯漂泊的苏轼家的感觉。他深爱这里，作为一名地方官，他也深爱这里的人民。

熙宁五年秋天，苏轼和知州陈襄专门召集一批父老，询问民间疾苦。大家几乎异口同声说百姓饮水困难。陈襄和苏轼这对配合默契的同僚，马上找来精通水利的人，在唐李泌、白居易等任杭州刺史时治理西湖、修建六口大井的基础上，重新进行修复，修补，使得这六口大井重新焕发生机，清泉满满。巧的是，第二年夏天，一场大旱就不期而至，杭州人民因为有这六口井，不仅有足够的饮用水，甚至还有富余，可用于洗澡和喂养牲畜。

三年的通判生涯，苏轼几乎走遍了杭州府的各个属县，富阳、新城（今新登）、临安、于潜等，处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远谪惠、儋时期。

这期间，哲宗重新起用新党，把屡受旧党排斥的苏轼作为旧党处置，致使苏轼经历了一贬再贬的打击，一直被流放到今天的海南省儋县（儋州）。

（一）远谪惠州

北宋绍圣元年（1094年），章恬任相，再度推行王安石的新法。反对新法的苏轼便以“讥讪先朝”的罪名被贬到惠州。同年十月二日，他以宁远军节度副使的身份南来，原来他以为粤东的惠州是蛮荒瘴疠之地，谁知下车伊始，一看山川风物，美不胜收，于是消除了政治上失意之感。

苏东坡在惠州居留的三年间，见惠州驻军无固定营房，杂居市内，对考百姓有干扰，建议建兵营三百座。他对西湖的建设颇为热心，为了修筑“苏堤”和“六如亭”，连身上的犀带也捐献了，还捐出大内赏赐的钱和黄金，资助道士邓守安建筑东新桥，资助和尚希固建筑西新桥和大堤。

更难得的是，他亲自与建筑民工为伍，巡视施工进度，监督施工开支。因此到西桥竣工之日，他与全城父老共同庆祝，尽情欢宴了三日。他常常月夜游丰湖，登合江楼、入逍遥堂，过丰乐桥，踏遍西湖山水，游兴是极酣的。他月流连于唐代的泗州塔下，欣赏塔影平湖。

在惠州居住期间，苏轼写就了无数传世佳篇，这些作品不仅记录了家居俗务，也记写了惠州的山水风物和人文世情。

一天，苏东坡诗兴大发，写了一首《纵笔》小诗：“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结果，此诗一出，苏东坡的政敌宰相章惇知道后，觉得苏东坡被贬惠州还过得这么舒服、快活，大发肝火，随即上奏宋哲宗，说苏东坡作诗讽刺朝政，请求再贬海南。于是贬谪令再发，花甲之年的苏东坡被贬海南儋州。

（二）远谪儋州

不得已，苏东坡又要从惠州启程前往儋州。渡海即是生离死别，苏东坡在惠州时就决定不让家人陪同，最终只有小儿子苏过陪伴他到海南。

有人说“东坡不幸海南幸”。千年前，正是这块世人眼中的热带度假天堂迎来了抱着渡海后生死未卜心情的苏东坡。从此，海南拥抱了苏东坡，海南的文化进程一扫阴霾，接纳了北宋文坛最耀眼的光芒。

苏轼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他在这里办学堂，介学风，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从苏轼学。在宋代一百多年里，海南从没有人进士及第。

但苏轼北归不久，这里的姜唐佐就举乡贡。为此苏轼题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人们一直把苏轼看作是儋州文化的开拓者、播种人，对他怀有深深的崇敬。

在儋州流传下来的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等等，表达了人们的缅怀之情，连语言都有一种“东坡话”。

儋州历史悠久，民风淳朴。在苏东坡带来的良好的文化氛围影响下，这里的人民爱好吟诗作对，使儋州素有“诗乡歌海”之称，有许多民间诗社。

（三）再次返京及仙逝常州

元符三年四月，宋徽宗继位，六十三岁的苏东坡奉诏北返，朝野上下都一致认为他必定要入朝为相，而六十五岁的章惇却在这--年被贬为雷州司户参军，与儋州隔海相望。苏东坡走到洪州，章惇之子章援受章惇之命送来书信，恳求苏东坡为相之后放过他们父子，苏东坡就地回书:“轼与丞相定交四十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故无所增损也，”虑章惇年高不对岭南瘴气，还在书信的背面写上药方，荐于章惇备用。
在北归途中，苏轼写就了很多作品，一年以后，年事已经高不堪长途跋涉，最后卒于常州。

纵观其一生，不难发现苏轼的人生经历及其体验对其创作影响巨大，幼时的良好教育，儒家、老庄、佛家思想的融会贯通，仕途的不如意，生活的艰辛，师友的指点与交流，促成了苏轼的文风，也为苏轼多才多艺的创作奠定了基础。北宋政局的独特性、苏轼独特的人生体验都赋予其作品与众不同的色彩。如此丰富的学识、经历造就了苏轼的不凡，为苏轼诗、词、文的创作提供了营养。没有前期的磨练与后期的遭遇，苏轼的诗文风格也不可能获得后人的一致好评。在中国古代，像苏东坡这样的生命个体堪称绝元仅有。在他的生命历程中，穷尽了生命的可能，穷尽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可能。他的-一生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抵达了；生命的极限。宋人笔记中有眉山生三苏(苏洵、苏轼、苏辙)，草木尽皆枯”之说，意思是说“三苏”占尽眉山地脉而使草木不旺，说法不免夸张，但“唐宋八大家”一门独占其三，如此厚重也确实让眉山小邑难以承载。

结语

苏轼，这位宋朝文坛继欧阳修之后的第二位领袖，在诗、词、文三个方面都有非凡的造诣，堪称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而苏轼的人生成就不仅仅局限于文学，他是一位爱好广泛而又博学多才之人，可以说是“全方位发展人才”的楷模。他不仅擅长诗词歌赋，还精通书法绘画；尤为难得的是，生在男尊女卑的君权社会的他还能成为一位不折不扣的美食家。更甚者，他对医药、水利等技艺也有涉猎

这位北宋著名的文学家，能够留下无数中华文化瑰宝，并为如此之多的中华儿女所熟知和喜爱，究其根源，是凭了他那独有的人格魅力——他的豁达坦然、他的执着勤奋、他的独特创新、他的率真性情让世人赞叹，就连林语堂语及苏子亦是对其投以“亲切而敬佩的微笑”。

谈起苏轼其人，我们最先想到的是他豁达的人生态度。较于东床快婿天然无琢的放达，更觉得苏轼那历经人生风雨之后的豁达尤显得弥足珍贵。笔者以为，唯有承受了人生苦难从而酵酿出的玉液琼浆，才可垂千古而经得起后世之人的酌品斟鉴，那历经波折之后的豁然旷达更能彰显出人性之伟大。亦如一帆风顺之人成功便不及命途多舛者有得而给世人留下的财富更多，那份面对人生苦难的豁达尤为珍贵。苏轼的豁达，遍洒于他人生的各个角落：文学中随处可见豁达之境；书法绘画艺术中的豁达，亦是从笔端尽情绽放。

苏轼用一生在告诉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它的精彩之处，无论身处哪一阶段，都要完成好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不迎不拒，顺生而行，生命如此便好。

就像苏轼在《和陶西田获早稻》一诗中所说：“人间无正味，美好出艰难。”越是在生活艰难的时刻，越应该学习苏轼的豁达与乐观，保持对未来的信心，保持向上的勇气。

他独特的人格魅力，成就了这样一位诗、词、文、书、画等各方面皆优的文学艺术奇才——苏轼。

“人生如逆旅，幸好还有苏轼。”他就是我们砥砺前行的精神航标。